近期，台灣社會對於外國人言論自由的討論再起，源於中配網紅「亞亞在台灣」因發表涉及武統言論而遭移民局撤銷居留、驅逐出境，這也引發新住民、人權團體關切。

然而，部分民進黨側翼以「防衛性民主」為由，合理化政府對外國人的濫權，甚至主張外國人的居留權可隨「國安需要」而恣意剝奪。不僅暴露了對法治精神的忽視，更反映出台灣公共討論中越來越強烈的排外情緒。

誠然，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應對威脅時可以採取「防衛性民主」措施，以防止極端勢力顛覆制度。然而，防衛性民主並非無限上綱的藉口，它仍然需要符合法律的「明確性」與「最小侵害原則」，否則就淪為行政權肆意擴張權力的工具。

司法院釋字第644號解釋早已指出，若以帶有政治爭議的概念作為處罰依據，將會導致執法標準隨政黨輪替而擺動，違反法律的「明確性原則」。同樣地，若將單純言論視為「已著手危害國家」，並以此正當化政府強力干預，則可能違反「最小侵害原則」。

然而，民進黨側翼在亞亞案中卻完全忽略了這些法治要求，直接將「支持武統言論」等同於「危害國家安全」，將「政府有權驅逐外國人」等同於「政府可以恣意決定誰可以留在台灣」。這樣的邏輯，既輕忽了台灣法治應有的審慎態度，也將防衛性民主變成一張可以無限透支民主價值的空白支票。

在亞亞案的討論中，一個令人憂心的趨勢是：許多人認為，只要國家「有權」做某件事，那麼這件事的合理性就無庸置疑。但這種觀點不僅過度簡化法律討論，也為政府可能的濫權行為開了方便之門。

舉例來說，我國憲法確實保障的是「國民」的言論自由，而非外國人。然而，這並不代表政府就可以隨意剝奪外國人在台灣的言論空間，特別是當這些言論並未涉及煽動暴力或直接危害時。法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權力的行使應該受到監督與限制，而非僅僅因為「政府可以做」就代表「政府怎麼做都是對的」。

然而，在民進黨側翼的敘事中，政府驅逐亞亞不只是合法的，更被包裝成某種政治正當性的展現，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政治鬥爭」，無須講求法治精神。在這種氛圍下，台灣的民主價值不僅沒有被捍衛，反而正在被政治立場凌駕。

令人憂心的是，這樣的論述模式不僅適用於亞亞案，也可能影響未來所有涉及外籍配偶、外籍移工權利的案例。一旦政府決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都無需被認真檢視，那麼今天是亞亞，明天是否可能輪到其他外籍人士？

民主社會的價值在於，即使面對來自敵對勢力的言論挑戰，我們仍然願意依循法治來應對，而非簡單地以政治情緒驅動國家機器。當部分人以「國家安全」為由，支持政府恣意撤銷外國人的居留權與言論自由時，他們是否意識到，這樣的邏輯終將反噬我們自己？

亞亞案的爭議，不只是統獨對立的問題，更是台灣民主素養的試金石。真正的防衛性民主，不該是一種為了打擊異己而動用國家機器的正當化工具，而應該是基於嚴謹的法律標準與最低限度的干預原則。

民進黨側翼若真心相信民主價值，就應該認真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在捍衛台灣的同時，確保政府不會濫用權力？如何避免在「防衛性民主」的名義下，讓台灣社會陷入對立與排外的惡性循環？

國家當然「可以」這麼做，但我們是否應該允許它這麼做？這才是民主社會應該不斷自我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