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夏一新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加薩戰爭延燒至今，以黎邊境衝突持續，美伊對峙也使區域壓力升高。對以色列而言，戰爭已不只是軍事與安全危機。當創傷後壓力症狀、憂鬱、焦慮、強迫行為、成癮與睡眠問題開始擴散，公共精神醫療系統也開始承受沉重壓力。戰爭的代價，已開始反映在社會內部。
《國土報》（Haaretz）近期報導指出，以色列已有相當比例民眾出現臨床層級的心理困擾，約五分之一人口呈現創傷後壓力症狀，強迫症、憂鬱與成癮問題也明顯增加。這不等於五分之一人口都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是大量民眾已出現相關症狀。兩者不同，但足以說明，戰爭壓力已不再只是前線士兵或個別倖存者的問題。
戰爭創傷，不只是情緒不好
從精神醫學角度看，重大創傷後不只是悲傷、害怕或一時睡不好。人的大腦與身體會長期保持警戒，反覆浮現戰場、遇襲或親人死亡的記憶；夜裡做惡夢，白天也可能因聲音、氣味或新聞畫面，再次被拉回創傷現場。有些人會避免相關地點和話題，也可能變得情感麻木、易怒、注意力下降或容易受驚。
若症狀持續存在，就可能超出一般壓力反應，進而發展為急性壓力疾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其他創傷相關疾病。創傷也很少單獨存在，常與重度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發作、慢性失眠，以及酒精或藥物濫用等問題並存。當一個人長期睡不好、無法工作、難以與家人互動，又反覆陷入罪惡感和無望感，自殺風險也會升高。
災難與戰爭，創傷反應相近
從精神醫學看，重大災難與戰爭創傷有許多相似之處。以台灣為例，九二一大地震、八八風災小林村滅村，以及花蓮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潰流等事件，雖然成因不同，但都涉及死亡突然降臨、家園被毀、親人失散，讓倖存者在短時間內承受強烈驚嚇與失落。
重大災難過後，許多人會心有餘悸，夜裡難以安睡，腦中反覆浮現災害畫面；聽到巨大聲響、看到相關新聞或再次接近災區時，身體也會立刻緊繃。若這些反應長時間未消失，就可能由急性壓力反應發展成創傷後壓力症狀，甚至合併憂鬱、焦慮、失眠與自殺風險。不同的是，災難多半有明確時間點，戰爭卻可能持續拖長，使心理創傷更容易走向慢性化。
圖片取自:(示意圖123rf)
強迫行為，是失控中的控制感
戰爭創傷不一定只表現為典型的創傷後壓力症狀，也可能轉化為強迫行為。希伯來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加薩邊境社區居民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後，強迫症風險明顯升高，常見表現包括反覆檢查門窗、持續清潔、過度整理，甚至每天花費數小時確認環境安全。對長期處於警戒狀態的人而言，這些行為已不只是日常習慣，而是安全感破裂後，試圖重新建立秩序與掌控感的心理反應。
精神醫療系統已經承壓
這種心理壓力，已經反映在以色列的醫療數字上。以色列衛生部資料指出，2025年全國精神健康門診治療患者達43.5萬人，較2022年增加三成；全年心理治療與精神醫療會談次數達350萬次，增幅超過四成。若加上地方韌性中心及其他支持方案，患者增加幅度更超過五成。
精神健康服務不能像硬體建設一樣，用預算立即補齊。以色列雖增加治療師、心理實習生與精神科住院醫師，也擴大社區精神健康診所，但專業人力培養需要時間。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工與心理治療人員，不可能像軍備採購一樣迅速到位。當戰爭創傷變成長期壓力，治療需求也會從急性危機處理，延伸為多年追蹤、家庭支持、成癮治療、睡眠障礙處理與自殺防治。
軍人自殺，是更沉重的警訊
軍人承受的壓力更為沉重。以色列國防軍資料顯示，哈馬斯於2023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南部後，當年底已有7名現役士兵自殺；2024年增至21人，2025年則達22人，為15年來最高。戰前十年間，以軍每年自殺人數平均約12人。軍方雖表示，自殺案例尚未找到單一共同因素，但相關分析顯示，部分案例可能與長期作戰、嚴重戰鬥場景及戰爭暴露有關。
軍人所經歷的創傷，常與一般民眾不同。戰場上長期暴露於死亡與高度警戒環境，容易留下深層心理創傷。如同許多戰爭結束後，部分退伍軍人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重度憂鬱、酒精或藥物濫用，甚至自殺行為。這些問題未必在戰場當下完全顯現，反而常在任務結束、退伍返家、失去部隊結構與戰友支持後加重。許多軍人外表仍能正常行動，內在卻可能長期被失眠、惡夢、反覆被拉回創傷現場、易怒、情感淡漠及倖存者罪惡感折磨。這正是軍人自殺問題最需要被正視的地方。
戰後重建，也包括心理重建
以色列的經驗提醒我們，戰爭不只改變國界、安全局勢與外交格局，也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心理結構。戰後重建不能只看道路、建築、軍備與邊境安全，也必須包括心理重建。對士兵而言，需要退伍後追蹤、同儕支持、家庭介入與自殺防治；對一般民眾而言，則需要可近的心理治療、社區支持、兒童青少年照護與高風險族群早期篩檢。若只把創傷視為個人問題，社會就會錯過最重要的介入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