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蔡威

勞動部長洪申翰就引進印度移工拋出「兩大前提」，一為「企業端是否具有實際需求」，二為「印方提出的執行方案是否符合我方把關標準」。表面上看似審慎評估，實際卻在政治責任上公然甩鍋。所謂前提的兩項條件不僅缺乏主導性，更在邏輯上將關鍵責任外推，反映出治理思維的兩手一攤。　　

「企業需求」置於首要條件，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質疑的政策前提，當前台灣產業結構長期依賴低薪勞力已是公開事實，企業單位對外籍移工需求，除了「人力不足」以外，往往遂行「成本壓低」的延伸策略。換句話說，在薪資與勞動條件未改善的現況下，任何企業對於印度勞工都有「人力需求」。此時，洪申翰以此作為政策依據，等同於將勞動政策交由資方決定，喪失國家對勞動市場的調配責任。
　　
政府可輕易將引進印度勞工歸咎於「市場需求」，未來導致勞動條件惡化或社會衝突，政府可以推諉制度設計。這不僅削弱政府的主導性，也讓勞動部從「規範者」退到需求被動的「回應者」。作為一個保障勞工權益的政府機關，這種角色錯置顯得格外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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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 示意圖FB ）


　　

「印方執行方案須符合我方要求」，根本模糊且難政策執行，所謂「符合我方標準」包含哪些具體內容？是指單純的仲介制度或訓練機制？還是深層的背景審查與風險控管？隨著國內當前對移工議題高度敏感的情況下，這類空泛表述無法真正回應公眾的核心疑慮。
　　
台灣社會對於移工的「失聯問題」與治安風險早有集體焦慮，失聯移工與治安死角的連結已被反覆檢討，若勞動部僅以「印方方案符合要求」作為前提，卻未具體說明如何進行跨國背景審查，尤其如何確保犯罪紀錄（例如性騷擾或性犯罪紀錄）能被有效辨識與徹底排除，恐以抽象承諾替代具體制度。　
　
洪申翰所謂的兩大前提，未對引進印度勞工打造一套嚴謹的政策門檻，反而像是政治語言；一方面降低輿論抨擊，另外保留政策彈性，還同時把政治責任作了風險管理。洪申翰「射標劃靶」的卸責邏輯已是司馬昭之心，是把「兩大前提」當成兩手一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