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蔡威

行政院數位發展部針對Meta裁罰1500萬，直指平台廣告服務有系統性缺失，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這場「打詐突破」的重大宣示，錯把廣告平台當成打擊對象，對於操弄詐騙廣告的「跨境集團」視而不見，圍堵平台反而陷入打詐盲點。

詐騙廣告等同廣告缺失，無疑邏輯錯誤，從刑法構成要件來看，廣告平台若有審核漏洞，與實質詐欺犯罪有著明確區隔。當政府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處以罰款展現打詐績效，不僅無助於遏止詐騙，反讓社會誤解只要封鎖廣告，就能有效打擊詐騙。

數發部強調此次裁罰是「情節重大」，卻可能已經違反比例原則。一方面，政府無法舉證Meta在主觀上有配合詐騙意圖。另外，追究Facebook平台廣告服務管理系統缺失，部分廣告未能在刊登或推播時，即時揭露委託刊播者、出資者資訊，是否已超越了合理的行政裁量？

 圖片取自：（wikipedia）

另外，包含Meta同質性的其他平台，為何未見同樣處分？目前包含Telegram、Discord、Line社群，甚至去中心化社交平台，還有暗網平台擁有高端的匿名性與抗查性，早已成為詐騙集團的新平台。這種裁罰可能陷入雙重標準，迫使執法掛一漏萬。

若僅針對Meta下手，卻未同步要求其他高風險平台進行相同監管與稽核機制，不僅執法公平性遭質疑，也可能讓詐騙集團轉向其他平台，造成「圍堵一端、流竄他端」的詐騙破口。跨境詐騙的杜絕查緝，政府應該加強與國際刑警組織、金融機構建立跨境金流追查機制，同步推動實名制與廣告主身分查核制度，對於經常刊登高風險投資與金融資訊的帳號設下預警門檻與AI辨識回報機制。

若對單一科技平台重罰，而忽略整體網絡生態與詐騙手法，只會讓「打詐國家隊」變成政策懸空。打詐應是從源頭建立資訊透明、金流可追、平台共治的系統性機制，而非選擇性執法以單一懲處掩蓋打詐缺陷。

賴政府高喊「打詐國家隊」，結果卻是「找錯人開刀」，與其對國際平台開罰，政府更該回到反詐本質，從跨境金流、社群平台監控、源頭犯罪偵防著手。若是選擇性辦案，恐讓賴政府的「打詐」淪為政治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