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要塞的話，可以塞10～12人。」台北看守所的戒護科專員告訴我們。周五的下午，受刑人可能還在工場作業，或是在吃飯，「和一舍」的舍房空蕩蕩的，很是安靜。

不過舍房外掛的受刑人名牌，卻揭露了實際住在這裡的人，遠遠超過這些舍房的負荷。一間房平均都住了8名受刑人，除了一張上下舖的小床，其他人必須打地鋪。但舍房裡還包括了俗稱「水房」的馬桶，就在靠近門口的角落，旁邊還有裝著雜物的大型塑膠盒，空間之狹小，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躺平的，除了有幸分到上下舖床位的，其他人在夜裡可能都要蜷縮著身子入睡吧。

位在新北市土城的台北看守所，目前收容了3023名受刑人（截至2018年8月24日），已超過原本核定的容額（2500人）500多人，而這樣的窘況，其實只是全台監所的一個縮影。全台矯正機關（含監獄、戒治所、強制工作、感化教育等機構）核定收容的名額為5萬6877人，但實際卻收了6萬2634人，超收人數高達5757人（截至2018年7月底）。

「我們也要周休二日啊，」專員無奈地說。

問起受刑人的處遇，台北看守所的秘書易守誠坦承，在幫助受刑人重回社會這塊，矯正機關確實做得不是這麼理想，而要靠更生團契、紅心字會這些外部單位的協助。

但他也說，看守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資源」，5個人住的囚房要住到8個，之後可能還會再增加，生活條件越來越差，在這種環境下，「你如何讓人改變？」

把他們當作異類、怪物之外，社會還可以做點什麼？

在寫〈是監獄也是病院，當精神犯免死後得到的是「好一點的藥」〉這篇報導的時候，正逢日本處決1995年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的13名犯人，多為奧姆真理教的核心成員。「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麼可怕的罪行呢？」「奧姆真理教真的只是一個邪惡的團體嗎？」帶著許多疑問，小說家村上春樹採訪了曾投入奧姆真理教的8位教友，並將對談內容集結成《約束的場所》。

如果是帶著想看惡魔的心來讀這本書，書中呈現出這些人的面相，其實平凡得令人想打呵欠，教友們多半有著不錯的教育程度，因為對生命、對世界懷有一定的疑問而進入奧姆真理教，不過入教之後，卻因封閉的環境而與社會脫節，以村上的說法，是「在某個地方開始致命的『扣錯扣孔』」，「一留神時，卻已經變成不是自己所追尋、想到達的地方」。

村上形容，在狂熱追求宗教意義的人，大多不是異常的人，也不是奇怪的人……他們或許有點想太多了。也許心裡稍微受傷。或許他們無法順利跟周圍的人真心溝通，而有一點煩惱。或許不能順利找到自我表現的手段，而在自尊和自卑之間激烈地來回掙扎。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

矯正機關裡的精神疾患，與奧姆教友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我們可能都忽略，是什麼疾病、困境、或是成長經歷，把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的他們，推向犯罪？而我們是不是曾以為，把這些人用高牆、鐵絲網隔絕起來，就沒事了？隔一段時間之後，卻期待著「都關了這麼久，這些人總該自我反省夠了吧？矯正機關應該有盡到義務，把這些人『矯正』過來了吧？」

訪談中，心理輔導師陳建安告訴我，思覺失調有些是先天，有些是後天因素誘發的，成長過程中有些問題造成的人格扭曲。而他訪談的受刑人，不少人都有不幸的成長經驗（犯下北投國小割喉案的龔重安、台大宅王張彥文、兩度犯下殺人案入獄的吳敏成，都在家暴或霸凌中長大）。

「是誰逼他們，走到這條路？我們現在會罵那些殺童的，會罵那些罪大惡極的，唾棄他、吐他口水，但我們有沒有想過，當他兒童成長時期被打的時候、生活困頓被社會排擠的時候，有誰想過去拉他一把？」

陳建安說，「如果你都把他們當作異類、怪物來看，我們永遠不會理解社會可以做點什麼來做犯罪預防，否則只會一直發生，發生後就是3天、5天的新聞，又不見了，但故事還是一直在發生，我們沒有教化改變的措施。」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Abby Huang攝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