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蔡威

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在鄭習會期間，批評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山陵謁陵的反日思想，意圖重新詮釋孫中山的革命歷程，認為國父在日本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而且長期活動於日本境內，可被視為某種政治立場的支持體現，甚至認為並非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這類詮釋形塑出一種以地理位置決定政治立場的解讀框架，陷入一種「屬地主義」史觀的國父思想。

　　
這種「屬地主義」史觀，試圖要把複雜的歷史脈絡簡化，1905年東京成為國父革命基地，不過只是策略選擇，卻被當成價值宣示。孫中山與日本之間的微妙互動，說穿不過是革命運動在國際夾縫中的生存之道，如今卻被扭曲為一種帶有方向性的政治認同。最終，梁文傑認為國父曾在日本「組織革命」，等同於不反「帝國主義」，顯然已是一概而論。
　　
梁文傑的論述中，國父流亡日本的革命經歷，並非只是躲避清廷追捕的權宜之計，而被重新建構為一種主動的政治靠攏。殊不知，國父為了推翻滿清政權的政治壓迫，而將組織設於海外絕非思想傾斜，更非對當時日本逐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默許與接納。然而，這類重構其實是將歷史倒果為因，壓迫反而遭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流亡結果的重新詮釋。流亡被視為帶有主觀選擇，不再只是被動，進而被賦予意識形態。
ADDY9616
圖片取自：（wikipedia大陸委員會）
若從歷史脈絡來看，孫中山革命除了選擇日本，也涵蓋了美國檀香山或是南陽等區作為基地，主要考量的是地緣便利、華僑資源以及清廷勢力。若將這種因革命效益所產生的「流亡選擇」，判定為對該國政治體制，甚至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認同，意圖讓人陷入論證陷阱，也是缺乏歷史考據的武斷論述。
　　
梁文傑為了親日而將國父思想綁定「屬地主義」史觀，提供一種顛覆傳統的偏離解讀，將清朝壓迫所造成的流亡事實，轉為對於日本的認同象徵，並進一步連結至軍國主義的支持站隊。梁文傑不僅模糊國族認同，也限縮了理性討論空間；官方發言的公共論述應當回歸史料本身，並以嚴謹態度辨析因果，而非充斥意識型態，創造認知作戰的詮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