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林林 

選舉到了，教育突然變得很重要。

平日安安靜靜躺在政策角落裡的老師、學生、家長、代理教師、特教家庭，一到選舉季，忽然個個都成了政治人物心頭最柔軟的一塊。日前沈伯洋提出台北市教育政策，從「教師減壓」、「親師解套」、「幼教環境再提升」到「特教支持」，琳瑯滿目，幾乎教育現場所有多年難解的問題，都被照顧到了。

看完之後，我只有一個感想：原來教育這麼簡單。教師太累？減壓。班級人數太多？減人。老師不夠？增員額。導師忙不過來？雙導師。行政工作太多？加行政助理。親師衝突？找第三方。特教人力不足？增加人力。營養午餐有問題？增加營養師。

如果教育問題只需要在名詞前面加上「增加」、「降低」、「強化」、「擴大」幾個動詞就能解決，那麼教育行政實在不必如此辛苦，找一本同義詞辭典，大概就可以治理台北市了。

圖片取自：（ 示意圖 123RF）

其中最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雙導師制度」與「導師行政助理」。身為教育工作者，看到這幾個字當然高興。問題是：人呢？

台北市既然已經面臨教師缺額，現在又要降低班級人數、釋出正式教師員額，還要雙導師，再配置導師行政助理，幼兒園又要專任主任，特教助理員也要增加，營養午餐還要增加專責人力。教育政策發布會宛如打開阿拉丁神燈：擦一下，教師來了；再擦一下，行政助理來了；多擦幾下，營養師、特教助理員、幼兒園主任排隊報到。

可惜教育現場不是神燈！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增加人力」，而是人從哪裡來？員額怎麼編？經費怎麼算？招不到老師的結構問題如何處理？工作條件如何改善？中央與地方權責如何分配？這些問題若沒有具體回答，「減生不減師」聽起來固然溫暖，卻比較像競選文案，而不是可以接受檢驗的教育政策。

更有趣的是「把時間還給老師，把老師還給教學」。這句話實在漂亮，漂亮到第一線老師大概都想裱框。但教育現場真正令人疲憊的，從來不只是班級多幾個學生，而是層層疊疊的評鑑、填表、成果、訪視、行政責任、親師溝通與申訴壓力。一個政策若不能真正砍掉不必要的行政程序，只是在老師旁邊再擺一位「行政助理」，最後極可能出現台灣行政體系最熟悉的奇景：為了管理行政助理，再填三張表；為了證明教師已經減壓，再做一份教師減壓成果報告。

然後大家一起加班完成。

親師衝突也不是創造一個「第三方」就會自動消失。誰來當第三方？權限是什麼？調解失敗怎麼辦？教師專業自主與家長權益如何畫界線？校長、教師會、家長會、教育局之間如何分工？如果制度沒有釐清，第三方很可能只是讓原本的三角關係升級成四角關係，大家多開幾次會而已。

最耐人尋味的還是反毒：沈伯洋這次提出「反毒四招」，其中包括「導入篩檢」。問題來了，媒體近日翻出他2014年的文章，當年他曾批評校園毒品篩檢；十二年後，「篩檢」卻成為自己的反毒政策之一。

人的觀念當然可以改變。十二年很長，政策立場隨證據、環境與實務經驗修正，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我甚至認為政治人物願意修正觀點，比死守錯誤值得肯定。

可是既然改了，就應該好好說明：以前為什麼反對？現在為什麼贊成？這十二年間出現了什麼新的證據？今天所說的篩檢，與當年所反對的篩檢，在對象、程序、隱私保障與後續處遇上究竟有何不同？

不能輪到別人做叫「有問題」，輪到自己提出就變成「反毒四招」。教育最常教學生的一件事叫「前後一致」；政治人物如果做不到，至少應該示範另一件事，叫「說明理由」。

至於近日圍繞其早年毒品論述的政治攻防，各方自然各有解讀。沈伯洋也反駁外界將減害、醫療轉介等概念簡化成「提供毒品」的說法。這些專業概念當然值得釐清，不能把成癮治療、減害政策與鼓勵吸毒混為一談。然而也正因如此，一個要治理首都的人，更有責任把過去與現在的政策立場說清楚，而不是讓十二年前的文字與十二年後的政見各自在網路上打架。

教育不是口號競賽，更不是許願池！降低班級人數很好，教師減壓很好，支持特教很好，改善親師關係也很好。問題從來不是這些願望好不好，而是誰不知道它們好？

真正需要本事的，是告訴市民：需要多少人、多少錢、從哪裡來、幾年完成、碰到困難怎麼辦，以及現有制度究竟要改掉什麼。否則，一張紙寫滿「增加」、「降低」、「強化」、「支持」，人人都能成為教育專家。

只是教育現場最不缺的，恰恰就是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