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芳毓、陳信佑

距離茶敘還有十多分鐘,中研院研究員、博士生已陸續來到會場入口,大多數是穿T恤、Polo衫的中年男子。這是中研院院長廖俊智自6月21日、上任三個月來第六場、也是最後一場同仁茶敘。

身穿合身西裝的廖俊智準時抵達,微笑快步跑進會場,人群彷彿紅海般自動分開,簇擁他走向講台。聽眾約有120位,夾雜兩、三張西方臉孔。廖俊智笑著問,「有人聽不懂英文嗎?」隨即切換至英語模式。

第一張投影片,是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蘇思博士(Dr. Seuss)的書《Oh, the Places You’ll Go》段落。當廖俊智念到「You can steer yourself, any direction you choose.(你想往哪兒走,就往哪兒走)」時,停了下來,「沒錯,我們大概是台灣唯一能說這話的研究機構!」全場緊繃像根琴弦的氣氛,在笑聲中鬆了。

今年3月至6月,全國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一度淪為學術肥皂劇主角,先是前院長翁啟惠技轉爭議,後有院長選舉程序疑慮,院士隔空叫陣,「派系」「黑箱」傳聞滿天,連「重新選舉」「廢中研院」主張都出現。

5月中,第一高票的廖俊智率先從加州傳真公開信,表示無黨無派,要求總統確認選舉程序,「外界有許多不實的傳言,於此亦特別加以澄清。」

週週發新聞,向大眾溝通研究成果

有人說,「善於溝通」是廖俊智獲選原因之一。他以「家中有事、回家幫忙」,說明接下中研院長的心情。立委反問,「哪個家?」他答:「廣義的家是台灣,狹義的家是中研院。」

回台灣三個月來,他已深刻感受到,中研院像棵剛被輿論雷劈的樹,此刻最要緊的,是整合內部意見;對外,則要主動讓社會了解中研院在做些什麼、有什麼貢獻。

他發覺台灣人重視單向表達的報告,缺乏彼此傾聽的討論,每天中午找研究員吃飯、腦力激盪;一個半小時的茶敘,他講半小時,其餘用來問答。

去年一整年中研院只發出20多篇新聞稿,多為爭議聲明;但今年8月後,公關組從一人增至三人,週週發新聞稿,溝通研究成果。

前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長、院士賀曾樸肯定新做法。副院長周美吟形容廖俊智「非常energetic(精力充沛)」,有時傍晚6點半還召集會議,「中研院的確該動起來了。」

中研院在挑戰中選擇了廖俊智,而廖俊智則是決定回家接受挑戰。蘇思博士的小書,談的正是困難時抉擇的勇氣,「Your mountain is waiting. So……get on your way!(山峰正在等著你征服,起程吧!)」書中最後兩句話,是給中研院,也是給他自己的。

廖俊智在美國留學、工作30多年後回台灣,對這個社會、對中研院有何觀察?又有哪些事情想推動?以下是專訪精華:

不該只用「商機」衡量研究影響力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回台灣三個月,你最忙的是什麼?

廖俊智答(以下簡稱答):3月到6月,中研院遭受很大的關注。我希望跟院內同仁溝通,「為什麼我們做這麼辛苦,別人無法了解?」

台灣社會對研究人員比較不了解,研究人員也比較不曉得社會的期許跟規範。

做研究不像開公司,可以每年算業績,做研究是一個長期的投資,也不見得能夠成功。如果每年算KPI,會把人眼光變小,追逐枝微末節的題目,無法激發創意和熱忱。

社會需要了解,不是每一種人都要做同樣的事,或接受同樣的標準;每個人該有不同的標準,就像舉重選手跟籃球選手的訓練是不一樣的。

這幾年,科學從基礎到應用的時間縮的非常短。例如生技醫藥發現一個技術,大家馬上就想像10年後會有新藥,似乎把商業化變成影響力(impact)的標準。

但我不太贊成以「商機」來衡量研究的影響力,該用它對社會的嘉惠程度(benefit),像是「救活了多少人」「節省多少能源」「創造多少就業機會」來衡量。

問:你長期在海外,回來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答:我回來前並沒有什麼幻想,遇到的問題大部分都在預期當中。唯一比較意外的,是會議比我想像的多一點。

我幾乎每天都在開會,9點上班,晚上6、7點才開始批公文,7、8點下班,但東西帶回家繼續看。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開始做自己的研究。

另一個比較意外的是,台灣社會比較不習慣討論。大家會提問,但提問是為了表達意見,不是討論。我希望有像是腦力激盪的討論,討論就算最後沒有共識,但還是可以釐清問題。

大考題目上報,台灣教育過於關切枝微末節

問:中研院因為浩鼎案受到很大衝擊,至今有哪些後遺症?

答:當然有後遺症,大家對技轉這件事,充滿疑慮跟焦慮。從外面人看,覺得疑慮,裡面的人很焦慮,想做卻又不敢做,感覺做了會無意間觸犯什麼法條。我想社會需重新檢討,技轉的用意做什麼?研究人員如何合理從中取得一些獎勵?

我上任後,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中研院智財技轉小組,建議參考美國做法,所以小組就組團到美國考察幾間名校,把法規制度帶回來。

我從報上看到,有人說台灣教授不行開公司,美國教授可以。其實美國教授也不行開公司。

美國教授可以持有股份,當共同創辦人、當顧問,但不能在公司任職或參與經營。美國大學規定,教授每週5天可有1天到業界當顧問,這部分收入不需繳給學校,但是要揭露。

但有兩種情形例外:一種是教授跟學校請假期間,可以去業界任職;第二種情形是,研究不那麼發達的學校,可能網開一面,讓教授去開公司。

問:你覺得台灣的研究環境跟美國的差異在哪裡?

答:美國整個社會並沒有每天盯著研究員發表了多少論文,當然也是因為美國社會比台灣大好幾倍。

我常說台灣是地方小,迴音很大,一個人講話就很吵,美國因為大,所以就發散出去,報紙上討論學界的問題其實很少。

從好的角度來講,台灣很重視教育。我們國中、高中大考題目會上報,美國絕對不會寫哪間學校考了什麼。

我沒想到30多年回來,報紙還在報大學入學考試作文題目是什麼,今天數學考得多難多簡單,物理化學考什麼趨勢?這個很奇怪,台灣社會對教育關切到枝微末節的地步……有些關心是好的,但有時候愛之、害之,所以不要太過關切。

研究人員也是,不需要盯著研究人員,今天做什麼、明天做什麼,有什麼KPI、預計什麼時候成功?

基礎兼顧應用,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

問:到中研院後,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答:這要牽涉到「優先」和「緊急」。「緊急」是馬上要做的事,比如像解決智財的事,才不會有人誤踩紅線。「優先」則是很重要,但不見得很緊急,但做好以後,20年後人家會覺得中研院很棒。

優先的事,是把中研院回歸基礎研究,但兼顧實際發展,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且重質不重量。以基礎研究為主,就不會一直想去發表小篇論文。

中研院有1000個研究員,有些人做應用,大部分還是做基礎,有些人兩個都會做。我跟同仁強調很多次,並非要一個人同時做基礎和應用研究,可以一段時間只做基礎研究、不管應用。

以前想法是,基礎研究跟應用研究是完全分開的。以我來看,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沒什麼比好的理論更實用),最基礎的東西,最容易應用;就像地基打得好,大家都搶在上面蓋房子。

研究的「有用」,不見得是社會你我的「用」,也不見得是賺錢、變成產品的「用」,也可能是解決大家思想上的「用」,現代文明很多都建立在這種「看似無用」的事情上。

兩、三年前,我們有個很有名的院士張益唐,在美國取得博士後,七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去速食店打工。結果,他證明出數百年無解的數學問題,轟動全世界,大家為他鼓掌叫好。假如真正能解決學界這種公認難解的問題,也是會被肯定,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人才斷層非台灣獨有,創造重視研究的環境

問:這幾年高等教育碰到人才斷層問題,中研院是否也面臨同樣問題?

答:人才斷層不只是中研院問題,也是全台灣,甚至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共同問題,除了美國。因為全世界好的人才都往美國去。

人才問題並非台灣獨有,台灣不需要過度自責,我們要看的是,如何在短期內要吸引更多人才到台灣來,中長期則要想,怎麼樣鼓勵年輕人向學。

短期,要創造一個環境,讓全世界認為台灣是重視人才的地方。我們希望全世界了解,中研院能提供非常好的研究環境,要求成效,也信任你的能力。無論中研院或大學,都應該打造這樣的環境,而不是要人才一天到晚寫報告。

長期,要讓年輕人覺得,念博士前途是光明的,但台灣現在沒有這樣的氛圍,「博士賣雞排」新聞多聳動,工商界也一直說學用落差。我倒覺得,學術界訓練的人才是要訓練做事、解決問題跟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而不是職前訓練。

博士需要與人溝通,包含口語的表達或是寫論文,需要很好的寫作能力,這些都不是學士階段可以受到的訓練。但是年輕人只是看到「念這個將來找不到工作該怎麼辦」。我並不是說要重視學位,而是要明白,學習過程中所受到的訓練,比學位本身還要重要。

中研院也遇到挖角問題,這跟台灣整體薪資結構偏低有關。但這是「重要」,而不是「緊急」,沒辦法在幾天內解決。我們餅就這麼大,寧願集中資源來找最好的人。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0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
【立即購買遠見雜誌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