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小丞 

司法院統計顯示，近五年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的假訊息案件，超過七成最終裁定不罰，多數被法院認定屬於言論自由範疇。這個數字本身就已經說明問題：不是民眾特別愛造謠，也不是法官特別寬縱，而是整個制度在「假訊息治理」這件事上，從一開始就用錯了工具。

近期兩起案例正好突顯這種結構性錯置。其一，副總統訪歐期間，有民眾在社群平台發文聲稱「台灣捐了八十億歐元」，警方依社維法移送，但法院直指該金額遠超年度外交預算，一般具備基本常識者即可判斷為不實，內容既未涉及治安或民生危機，也不足以引發恐慌，充其量只是政治性言論與政策批評。其二，有人留言「雙北明日停止上班上課，我說的」，自承只是玩笑，法院同樣認為理性大眾不會因此產生恐慌。兩案結果一致：不罰。

問題不在個案，而在制度。社維法中「足以影響公共安寧」的構成要件，本來是為了處理立即、具體、可能引發恐慌的謠言，例如災害、治安、公安事件，卻在實務中被大量套用到政治言論、網路情緒，甚至無傷大雅的玩笑上。於是出現一種荒謬現象：警方大量移送，法院大量駁回，行政與司法各自依法行事，卻共同製造了巨大的制度空轉。

圖片取自:(示意圖123rf)

這樣的空轉，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警方疲於處理注定不成立的案件，法院反覆審理不該進入司法程序的爭議，社會則在一次又一次「不罰」中，對政府打詐、反滲透的真實能力產生質疑。更諷刺的是，當資源被耗在這些邊際案例上，真正需要嚴肅處理的系統性詐騙、跨境假投資廣告、組織化資訊操縱，反而顯得力有未逮。

治理假訊息，不能只靠模糊的法律條文與事後裁罰，更不能把政治性言論一概當成治安問題。對於明顯可被辨識的錯假資訊，政府本就應該以即時澄清、資訊透明來回應，而不是動輒動用警力與裁罰權力，最後卻被法院打回票。這不但無助於建立公信力，反而模糊了言論自由與假訊息之間的界線。

七成不罰，真正該被檢討的不是人民「亂講話」，而是立法與行政在設計制度時，沒有把比例原則、言論自由與執法成本一併納入考量。如果打詐、反滲透真的是國家重要政策，那就更該精準用法，而不是讓警察疲於奔命、法院頻頻否定，最後只留下社會的困惑與不信任。制度不修，只會讓假訊息治理看起來很忙，卻始終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