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於本份‧平凡人生】文集《思親篇》

文/張忠本

懷念母親(二)
－永遠的遺憾－

母親是外公家的獨生女，深得外公鍾愛，嫁到張家，正是祖父的染料經銷事業的鼎盛時期。母親當了少奶奶，家中又有大伯母、二伯母當家，母親並未受過大戶人家小媳婦的委屈。隨即大哥忠棟、二哥忠樑、大姐忠華接踵出生。

惟好景不常，抗戰開始，祖父全家從漢口遷無錫，家道中落。父親任職中央通訊社，再隨政府播遷重慶李子壩，抗戰八年，二姐忠敏及我先後出生在重慶。在父親微薄薪水及抗戰時期極差的物質條件下，母親從嬌嬌女，開始承擔一大家子的生計，斤斤算計柴米油鹽。

民國35年抗戰勝利第二年，舉家隨中央社遷回南京，父親又晉升為一級主管。我們家配有官邸、黃包車及車夫，那是家中光景最好的黃金歲月。大弟忠業在此出生，大哥也考入中央大學附屬中學，當時是南京最頂尖的中學，也是一些權貴子弟的首選。

好日子不長，國共戰爭又起，父親決定全家遷至福州避戰亂。中央社福州分社社長周紹高先生是父親的至交，也是我的乾爹。但父親有公職在身，不克分身，就由母親帶著全家八口，其中未成年兄弟姊妹六人，加上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外婆。車經杭州，四叔時任杭州分社社長，接獲父親通知，我們全家要遷往福州，立刻將我全家攔截。四叔認為福州地處偏遠，外地人容易水土不服，萬一有狀況，鞭長莫及。一家老小，乏人照顧。四叔即刻通知父親，改變目的地，杭州小住幾日即回上海，38年轉來台灣。事後我們全家多感念四叔及時作的明智之舉，否則我們將淪陷大陸，恐避不了「黑五類」、「下放」、「勞改」等文化大革命的劫難。

民國38年，母親帶全家(外婆，及我兄弟姊妹七人，外加老僕人穆媽)在基隆下船，台北找不着可容我全家寄身的宿舍，父親找到中央社台南辦公處空間很大，有公用的廚廁外，我家分得三間臥室，一間餐廳，在當時已十分闊綽。父親仍留在台北工作，台南一家大小都由母親張羅，當時年齡稍長的大哥、二哥也只是高中生，其他則多未入學。

台灣早年(1950~1970年)政治風雨飄搖，經濟凋敝，物質條件十分艱困。經濟環境已在「台南歲月」寅支卯糧的日子中敘述過。再就是營養不良，容易生病。先有外婆的胃病，再是每年冬天大姐的氣喘，其他兄弟姊妹也是小病不斷。

大姐氣喘發作，終夜無法成眠，母親也只好撐著身體，陪伴她。生病時大姐痛苦抱怨，母親也只有無奈承受，是身體與心理雙重折磨。半夜聽到母親禱告，呼求上帝，這是她痛苦不堪唯一的紓壓。我們年少也無能為力為母親分憂分勞。

父親常年工作在外地，大哥、二哥不久也都到外埠求學，一念台大，一進海軍官校。母親承擔了家中所有的重擔，籌措日常開支，修護房屋漏水，防範颱風，關心我們兄弟姊妹的學業，到學校與老師交涉。家的裡外都是母親在打理，生活的壓力也讓她常愁眉不展，難免會抱怨，不順心時也會斥責我們。我年少無知，還怨母親怎麼這麼不開心，及至年長才逐漸能體會，但已來不及了。

母親早年就患了高血壓，甚至高達170~180，那時我們還在中學懵懵不知嚴重性。及至我在中年也為高血壓所苦，每到季節更換時，或過於勞累時，身體十分不舒服，才體會母親當年抱病苦撐的痛苦。後來母親小中風一次，由大哥大嫂照顧。我初入社會，正為工作打拼，也未能盡孝道。

母親康癒後，仍回到天母中央社宿舍與大姐同住。我們兄弟先後成家，也買了房子，但分期付款，每個人經濟壓力都很沉重，平日兩夫妻都要工作，也只有週末家人偶有團聚，讓母親熱鬧一下。

第三代陸續出生，母親先後增添五個孫子，一個孫女，母親雖然多了一些含飴弄孫的喜樂。但也常帶給她額外的負擔，因我們都是夫妻同時工作，孩子偶有病痛，還是要勞母親分身協助照顧，母親也是有求必應。

然而我們都疏忽母親老了，一日在家門前散步，摔了一跤，鼻青臉腫。母親不肯告訴我們，以免我們擔心，直到一週後返家，方知他傷得不輕。教會一位長輩推薦跌打損傷的中醫，那天約好看病，正逢大雨，媽媽打電話問我要不要去看醫師，我沒有極力勸阻她。看病回來，年紀老邁的母親就感冒發燒，即送往有熟人的宏恩醫院住院檢查。當時大哥正在國外應美國國務卿之邀訪察，家中缺乏出主意定奪的人。又逢中國新年到了，大家都忙，疏忽了宏恩醫院設施簡陋，及專業醫師醫術不足。母親因小病住進醫院，除夕前辦出院時來回折騰，母親突然血壓升高，醫師為慎重不讓母親出院。老年人最忌諱過年留在醫院，何況除夕也是母親的生日，媽媽當天十分沮喪、難過。老年人一但摔跤，健康退化很快，過了年母親又因住院感染腹瀉，醫師灌腸，血壓急速下降，造成腎臟衰竭去世。陰錯陽差釀成悲劇，是命運，還是作兒女的太大意了?如今午夜夢迴，仍有無限的悔恨。

樹欲靜而風不息
子欲養而親不在

母親去世後幾年間，我們兄弟在事業上都略有斬獲。但遺憾媽媽已看不到了。母親生前我們忙於個人的工作與家庭，疏於對老人家的關心與照顧。而今行有餘力想為母親盡些心力，卻已經來不及了。母親辛勞一輩子，終未能享用兒孫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