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文:李幸 圖:jarmoluk

這些年關於知識份子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一個原因是由於所謂知識份子多,讀者也就多吧;更重要的原因是知識份子都蠻鬱悶的,要從中得到一些安慰吧。

我讀過的比較重要的書,國外翻譯過來的有一本就叫《知識份子》([英]保羅•詹森著),其實說的主要是很多大知識份子生活墮落的故事。大陸出版的則以歌頌為主,不過主要是挽歌,前些年最有名的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陸鍵東著),近年有《南渡北歸》(岳南著)。當然還有一些禁書或不在大陸出版的一些人的傳記(張東蓀、劉曉波等)。

這就更加使人鬱悶。一方面可以用大知識份子也墮落的軼聞,來安慰開脫自己;另一方面看到中國知識份子命運多舛,悲劇幾乎是命定的。

近讀《何謂歐洲知識份子》([德]沃爾夫•勒佩尼斯著,李焰明譯,廣西師大2011),作者是1992年法蘭西學院歐洲講壇教授。書為講稿集成,分三部分共十五講。

該書論及有關知識份子普遍的多種情狀,比如:烏托邦,憂鬱,無聊,禁止行動以至思考。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比較複雜,涉及博物學,自然史,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道德的關係,目的是分析科學界的知識份子吧。第三部分論述知識份子與教會,德國知識份子的背叛,未來的歐洲知識份子幾個問題。

對知識份子總的判斷,作者同樣很不給面子:“不管是取得政權,還是僅僅成功地接近政權和對政權施加影響力,知識份子都屈從于自以為能支配這個美好世界的危險誘惑。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思想的起源之一,而且也是極權主義行為的起源之一,20世紀造成大量死亡的意識形態可以作證。(P4)

把極權主義的起源之一都歸因於知識份子了。儘管現實中,我們感覺知識份子是最反對極權的。那個很有名的漢娜•阿倫特寫過《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沒有這麼歸因吧。

作者認為有兩種知識份子:一、多愁善感;二、有堅定信念。前者的“任務是思考,容易陷入自我反省的危險境地。知識份子都是絕妙的憂鬱症患者。擺脫憂鬱的途徑是烏托邦”。思考走到盡頭,回歸憂鬱。後者為科學家,“介於憂鬱症和烏托邦之間”,某些時候喪失自信心。(P240)

中國當下,也有兩種知識份子:一、公共知識份子;二、專業知識分子。前者很辛苦,一直在為平等自由民主法治鼓呼,但也一直受到上下兩方面的不待見。後者則如一位專欄作家西蒙•庫柏所說,“在過去,學術界往往能吸引那些喜歡研究各種思想的人。然而由於大的理論門類日漸衰落,以及發論文的無窮壓力,如今的學者們往往是那種勤奮的人,願意獻身於細枝末節的專業。”他解釋,荷蘭俚語稱這種人為“螞蟻愛好者”,意思是沉迷於細枝末節的人。

我的感覺是,隨著教育與傳播的普及,從前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這個階層大概快要壽終正寢了,因為人人可以發聲的時代正在來臨。而且,從前的知識份子,多少還是靠著教育和傳播的資源不足而占位的。

至於有人聲音大和傳得遠,那是靠技術(技巧)和題材(話題)。曾經問過一些青年藝術家,前輩藝術家給你們留下了什麼?面面相覷。精神?精神代代都有,青年藝術家們一點兒都不缺。不朽的是技術和題材。
題材靠眼光,眼光與文化有關。技術則只有靠勤學苦練,比別人下更多的功夫,按魯迅的說法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思考與寫作上了。

當然,別最後剩下一些“手熟而已”的匠人就好。

天才和英雄時代過去了。即便還會出現一時的所謂天才或英雄,在技術過硬的前提下,更多的還是靠機遇和傳播。

Photo Credit: jarmoluk @ pixabay by CC0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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