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瑪利

是的。我就是感覺這四個字，孤魂野鬼。

今年12月初，我與《遠見》副主編高宜凡、資深攝影賴永祥前往巴黎採訪聯合國氣候高峰會。我們明明是媒體，但沒有費工夫上網申請採訪證，而是在會前好幾個月，就開始跟民間組織「靠行」，希望「張羅」到NGO入場證。

是的，要用「張羅」來形容。因為今年想參加的人很多，一證難求。必須這麼卑躬屈膝的採訪，我心中一直很悲憤！

為何不申請採訪證？因為申請也沒用。2009年，聯合國第15屆氣候高峰會在哥本哈根舉行，我按照大會規定的申請手續，一關又一關順利在網路上，使用中華民國護照與《遠見》名義，成功登記到三張採訪證。但當一行人抵達，按照規定把許可證印出來，到指定地點辦理採訪證時，誰想到櫃台人員不認帳，冷冷地說：「你的護照不行」。

我一直跟對方理論，不斷秀出我的許可認證，但他根本不理會，當場我很想學台灣奧客，一怒二鬧三咆哮，外加「叫你們經理出來」。但有效嗎？那裡是各國元首即將抵達的地方，戒備森嚴，如果用台灣方法，大概要在警察局待幾天吧！

當大批媒體在哥本哈根議場內採訪時，我們只能守在外面當孤魂野鬼，當時我悲憤莫名，早知這樣就不會啟程前往。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位台灣教授，可用NGO名義進入大會，他幫電視台把小型錄影機帶進去，拍一些畫面交差，令人啼笑皆非。

我無從了解，到底台灣從什麼時候被氣候高峰會剝奪採訪權？我明明也參加過1997年在京都舉辦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那一次我用中華民國記者身分申請，取得跟全球媒體一樣的採訪資格。為什麼後來就不行？

為地球，別剝奪台灣參與權

巴黎這一次，儘管我們用NGO名義進入大會，但也別高興太早，因為那是NGO證，不能採訪。許多重要活動只有持記者證的人才能進去。

有一天《遠見》攝影帶專業相機進入某會議廳拍照，一開始門口警衛沒有太多盤查，但當進去的人愈來愈多，警衛就來了，發現他不是拿媒體證卻用專業相機拍照，就凶悍粗魯地把他趕出來，好像他是賊一樣。想到這件事情至今我都很生氣！

在會場內，每次看到可以容納全球3000名記者的偌大記者工作區，就會感到無限惆悵，明明都是記者，但裡面沒有一席位子給台灣媒體。

台灣的官員感受應該更深吧。這一次，台灣由環保署長領軍，經建、環境等單位都派員出席，但別的國家都是一個個談判代表隊，不管人口5萬的小島國、還是13億的中國大陸，排排坐在195國席次上。但是台灣官員只能在外面收集資料、參加周邊活動。在我看來，同樣像孤魂野鬼。

台灣是世界第17大經濟體、前20大碳排國、人口跟五個北歐國加起來差不多，為什麼被排除？國人都知道，這是中國大陸的打壓。多麼期盼，至少為了地球未來，台灣能不被剝奪參與權。

本期〈巴黎協定 關你什麼事〉專題，就是在這麼委屈的採訪情形下，把會議怎麼開、世界新遊戲規則、台灣企業與人民該如何因應的重點帶回。無論如何，巴黎峰會已揭示人類進入新的發展紀元，你不能不知道。這也是我們為什麼願意委屈自己，也要去採訪的理由。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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