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我要開始寫有關物價的討論時，我已經重複寫了３～４次文章，但始終抓不到入門點，直到我在臉書上看到一部中國電視劇《北上》，因其片段在網路平台引發討論，意外成為觀察中國當代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一個切入口。透過戲劇情節與留言區的集體反應，若拉開視角來看，實則反映出更深層的制度與現實問題。

《北上》以運河沿岸為背景，描寫六個家庭彼此交織的生活軌跡。劇中角色包括夏鳳華（白鹿 飾）、謝望和（歐豪 飾）、邵星池（翟子路 飾）、周海闊（高至霆 飾），以及後來搬來的馬思藝（李宛妲 飾），與同學陳睿（劉恒甫 飾）等人。故事從童年出發，延伸至成長歷程，呈現父母世代的勞動與犧牲，也描繪個體在現實結構中被推往不同方向的人生。

其中一段引發爭議的情節是：邵星池規定站點內的外送騎手，每人每日最多僅能接三十單。隨後，站點業績明顯下滑，負責營運的謝望和因此遭到質疑，並與邵星池產生衝突。

該片段流傳後，留言區的立場幾乎一面倒，批評邵星池，並支持謝望和的務實作法。

多數留言可歸納為一種觀點：真正的善意，應建立在自我承擔與能力範圍之內；若以他人的資源實踐理想，卻將成本與風險轉嫁給旁人，難以被視為道德上的正當行為。

此一說法，放在劇情脈絡中，並非毫無道理。若一項理想需要犧牲他人的收入與生計作為代價，卻又以道德語言包裝，勢必引發反彈。這也是該段情節引起共鳴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台灣，受過社會科學或經濟學訓練的讀者，對此情節的直覺反應，恐怕也與留言區多數意見相近。然而，正是這種高度一致的反應，反而值得進一步追問：我們是否已過於習慣，以「效率」與「現實」作為唯一的判準？

然而我卻用另外更一個核心的回答，反向留言揭開更深層次的思維。

在相關勞工薪資薪資與人權討論中，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值得回顧。一百年前，歐美工業國家的勞工工時與勞動條件，並不優於今日中國所謂的「996」制度。然而，這些國家後來能逐步建立較高的勞動與生活標準，關鍵在於勞工的集體行動，迫使資本在分配上做出讓步。

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將部分成本轉嫁至消費端，消費者則根據勞工與資本的訴苦，在可接受的價格區間內進行回應，資本同時讓出部分利潤。三方在不斷拉鋸中，形成一種勉強可持續的平衡。

回到中國的現實處境，中國的勞工低薪問題或許不在於個別老闆是否刻薄，而在於整體結構是否容許勞動者談判。當勞動缺乏集體力量，薪資自然難以提升，這也是為什麼歐美國家都呼籲勞工必須有組建工會的權力，而低物價，也就成為低薪最重要的基礎。

因為物價低，不可能給予資本更多收入，轉增加勞工薪水，反而資本必須榨乾勞工價值，才能產出利潤從而活下去。

台灣與中國的物價比較，長期以來容易陷入單一數字的對照。然而，若僅看標價，台灣自然難以與中國競爭，因此更有意義的比較，應放在薪資水準與實際購買力之上。

即便如此，物價本身仍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結果。影響因素包含土地、能源、工資、物流、稅制與市場結構等，連經濟學界都難以給出單一公式作為終極答案。但台灣與中國之間，確實存在幾項先天差異。

台灣約七至八成的民生消費仰賴進口，商品在進入消費者手中前，往往需經過多層貿易體系，再加上海運成本與關稅，這些結構性因素，使台灣物價難以與中國看齊。

很多人都是從統一後覺得台灣物價會變便宜，認為我們可以從中國這邊大量進口，人民會獲得更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但假如統一了，台灣在土地、工資與產業規模上的條件，便仍難與中國競爭。從全面追求低物價來與中國和平共處甚至統一，勢必意味著農畜業與大多數傳統產業的大幅退場，我們必然有大量的失業人口誕生，從而為了活下去，也會降低自己的薪資收入。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物價可簡化為多個成本環節的累積：原料取得、運輸、加工、銷售，每一個階段，都涉及人力、設備、土地與資本報酬。

以手機為例，其零組件多達數十種，即便只是最外層的手機殼，也牽動石油開採、提煉、運輸、塑膠加工與製造等多重流程。這些流程中，任何一個環節的成本差異，最終都會反映在售價上。

每一個環節，比如土地貴一點、工人薪資要求多一點，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手機殼也會貴一點。

因此，全球物價難以一致，並非制度設計失靈，而是各國資源稟賦與社會條件本就不同。

理解這一點後，也就不難明白，為何高薪資、高房價地區，日常消費往往較為昂貴；反之，當工資、土地與利潤空間被全面壓縮，物價自然偏低。

中國物價相對低廉，與其長期存在的「內捲」現象密不可分。農民、勞工、物流與服務業的收入普遍偏低，企業利潤空間有限，價格難以上調。即便存在高收入個案，若放在國際尺度，仍屬少數。

這樣的結構，也使中國成為全球製造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同時引發各國透過關稅與產業政策進行防衛，畢竟要嘛中國人餓死，要嘛他們國家的人民餓死，我想沒人會為了中國餓死自己人民吧。

所以近年部分國家對中國鋼材採取限制措施，正反映出這種結構性壓力。

回到具體生活層面，由於中國物產豐富，且屬於同一國內市場，就類似台灣希望加入 CPTPP 後所追求的「關稅降低」效果。因此，在未經加工的農產品，如水果、稻米、豬肉、牛肉上，價格自然明顯低於台灣。

即便台灣能從國外進口低價商品，仍須承擔關稅、海運與盤商體系等成本，價格很難與中國競爭。

再加上中國物流體系高度發達，許多商品能從產地直送消費者，省去多層中盤商，在內捲嚴重的情況下，物價自然難以拉高。

所以若要比較兩地真實物價，又除去國家物產豐富的選項，不妨選擇加工程度與營運模式相對接近的產品。我一直到今年才想用以陽春麵為例，這類商品需仰賴店面、人力與原料，較能反映土地與工資成本，也是中國各省以及台灣皆有的料理。

根據公開資訊與 AI 彙整（非官方統計），中國鄉鎮價格約為每碗 5 至 10 元人民幣，三線城市約 7 至 15 元，二線城市約 15 至 25 元，一線城市則可達 17 至 30 元；台灣則約落在 13 至 18 元人民幣之間。

這樣的差距，不但可以展現土地跟人事物成本的分布，也正好說明物價並非單一國別差異，而是內部結構差異的結果，也是我目前所能找出最公平的對比。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宣傳時，往往以最低物價作為比較基準，同時又以最前端城市展示發展成果；然而，位於中間區段、承受高生活成本的多數城市，卻較少被納入討論。

或許，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哪一邊「比較便宜」，而是各自社會，究竟為了這樣的價格，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