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民眾黨在總統官邸舉辦司法走讀遭到警力限制；去年，國民黨在台北地檢署的集會抗議同樣受到阻擋。民進黨選擇性運用禁制區規定，將國家機器當作政治工具，嚴辦異議，凸顯其雙重標準。

《集會遊行法》本身就是動員戡亂時期的遺留產物，充滿威權色彩。不僅第六條禁制區規定限縮人民挑戰國家權力，第四條限制共產主義與民族自決集會，第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限制青少年、新住民及移工上街抗議，將特定政治與社會群體排除在公共表達之外，從根本上侵蝕公民自由。這部惡法一旦被執政者掌握，就極易成為箝制民主、壓制異議的工具。

回顧歷史，民進黨在野時曾批評《集會遊行法》中對總統府、行政院與司法機關周邊的禁制區規定，並推動廢除，強調公民有權在政府機關附近表達意見，即便面對權力核心，也不應受過度限制。然而，修法倡議最終未成功；一旦執政，民進黨立場翻轉，不再支持廢除禁制區，反而利用禁制區限制國民黨與民眾黨的集會活動，形成典型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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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可以不同意、甚至反對在野黨的政治訴求，但絕不可動用國家機器限制在野黨行使集會遊行的基本權利。當法律與警力成為政黨利益的工具，民主就不再是普遍原則，而淪為權力運作的手段，削弱社會對法律的信任，也將公民表達意見的空間政治化，極化社會。

台灣公民社會需要的不單純只是法律文字上的保障，更需要執政者自覺遵守民主原則，而非選擇性適用。民進黨若希望自身政績與民主形象保持一致，就應立即停止用禁制區或警力限制國民黨與民眾黨的集會，並對過去在野時的民主承諾負責。

最後，民進黨靠社運起家，曾代表農民、環境、性別與土地正義等多元社會訴求；然而，上任執政後，其核心價值大幅轉向，只剩「反共護台」，並利用戡亂遺法與禁制區壓制異議，背離民主承諾，使台灣民主持續被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