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林仁斌

毒油事件延燒多日，一場原本應聚焦食品安全的公共危機，很快便演變成政治攻防。然而，比起誰該負責、誰贏得政治聲量，更值得追問的是：當公共危機來臨，我們究竟是在修補制度，還是在消耗制度？

每一次公共危機，都可能成為制度改革的契機，也可能淪為政治動員的素材。如果社會始終把焦點放在政黨攻防，而非制度修補，再大的政治聲浪，也無法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食品安全從來不是單一機關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一套高度依賴制度協作的治理工程。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央負責風險評估、跨縣市資訊整合、產品流向追蹤及統一應變標準；地方則依法負責第一線稽查、追查來源、封存問題產品、命令下架及裁罰業者。食安治理真正考驗的，不是哪一級政府比較重要，而是整條治理鏈能否同步運作。

因此，地方政府固然可以要求中央更快公布資訊、建立一致的風險判斷標準，也可以檢視中央風險溝通是否足夠透明；但依法握有第一線查核權限，同樣不能把責任建立於等待中央通知之上。制度之所以授權地方，就是希望危機發生時各層級政府同步啟動，而非彼此等待、相互卸責。法律賦予的，不只是權力，更是責任。

圖片來源：Facebook（示意圖）

民主容許政治競爭，也保障人民集會與監督政府的權利。然而，當行政角色與政治角色開始交錯，社會更應檢視的是，治理責任是否因此被重新分配，甚至被政治情緒掩蓋。若原本應接受行政績效檢驗的治理者，逐漸轉化為街頭動員的倡議者，公共討論便容易從「制度如何改善」，滑向「誰該承擔全部責任」。

「逼我吃毒油」之所以迅速擴散，不只是因為情緒強烈，更因為它成功把供應鏈管理、風險評估、檢驗程序、資訊揭露與跨機關協調等複雜制度問題，濃縮成一句人人都能理解的受害者敘事。它最大的效果，不是增加事實，而是縮短理解。情緒因此快速凝聚，制度責任卻同步被簡化；政治共鳴愈強，制度討論反而愈弱。

近年來，從疫情、天然災害、到食安事件，我們反覆看到相同的循環：危機發生後迅速陷入責任競逐與輿論攻防，危機退場後卻未留下足以避免下一次危機的制度成果。真正需要修補的資訊交換、跨機關協調、風險溝通與監督機制，往往沒有真正累積。公共治理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更大的政治聲量，而是更成熟的制度能力。中央應提升資訊揭露速度，建立透明一致的風險溝通；地方則應善用法定權限，強化第一線稽查與即時公開查核成果。制度改革不能只有究責，更必須建立持續檢驗、持續修正的改進機制。

成熟的民主，不是在危機中急於尋找敵人，而是在危機中誠實修補制度；成熟的治理，也不是讓情緒取代專業，而是讓制度回應人民的不安。真正值得提醒的是，每一次公共危機，都讓制度改革讓位於政治動員。長此以往，人民失去的，不只是對政府的信任，更是相信制度仍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