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雄發生駭人聽聞的碎屍命案當下，在一次政府與廢死聯盟惺惺作態拿被害人鮮血欺世盜名的醜陋，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不禁讓人對這樣用宋襄公的迂腐仁義治國的政府，充滿疑竇，正常邏輯來說，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就應該明正典刑，但是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政府是如何回應人民的憤怒？整天在講所謂可教化，而在政府所謂的可教化的假道學中，犯罪卻沒付出該有的代價，殺人也無法償命，然後再犯率更高，試想當年真的明正典刑，殺人者死，今天會枉死這四條人命？

如果要維持一個國家的治理，就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法律，要確保法律的嚴謹及公平，就必須建立在明正典刑的前提，這是中國四千年歷朝歷代鑄就的經驗與教訓，但凡法律無法明正典刑的朝代，都會引起民怨甚至政治環境貪腐橫行，因為當法律無法依靠明正典刑來樹立權威，自然沒有嚇阻力，以死刑的存在來說，或許不是最優解，但是死刑帶來的威攝力，卻能維護法律的權威，今天這些惡貫滿盈的死刑犯，一天不執行，就是對法治的褻瀆，所謂的教化只是宋襄公般迂腐的仁義，更是褻瀆法治。

 圖片取自：（示意圖 123RF）

如果我們要從高雄這場駭人聽聞的命案得到教訓，那便是普羅大眾應該敦促政府維持死刑，甚至將已經定讞的死刑罰明正典刑還給被害人遺族該有的公道，試想為何該有死刑？本身死刑就是一種用極刑嚇阻犯罪的制度，而且判處死刑的人無一不是手染鮮血罪大惡極之人，豈能輕率的用一句可教化來概括？若講教化更應該在源頭就做好，而不是用來替罪犯開脫的手段，今日不論是高雄這場假釋犯再犯的命案，或是過去諸多因為以可教化為由輕縱後再犯的案件，再一次給大眾上了一課，如果將犯罪的代價降低甚至弱化，失去以明正典刑維護法律權威的機能，自然惡人有樣學樣前仆後繼，因為人性本惡，俗諺中的「賠錢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印證了這樣的道理，政府最不應該迎合廢死聯盟去假仁假義，反而應該明正典刑重新樹立法律的權威性，今天寧願嚴刑峻法，明天才能減少犯罪，唯有明正典刑才能以儆效尤，政府如果繼續搞宋襄公般迂腐的仁義背離民意輕縱罪犯，國家將永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