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詐騙案件癱瘓司法系統，有論者謂，第一線執法的警察發動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需經檢察官許可，致辦案受掣肘，影響破案進度，故主張警察和檢察官應同樣具有獨立的偵查權，以提升打詐效率。然衡酌現行實務運作與我國國情，此主張實非妥適，分述如下：

一、悖逆刑事訴訟法以檢察權制衡警察權的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確立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包含警察在內的司法警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231條為偵查輔助機關，應受檢察官指揮及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檢警在犯罪偵查的從屬關係見諸刑事訴訟法明文。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規定，警察雖可自行開啟偵查，惟仍須將調查情形報告檢察官，並依據第229條第2項需將調查結果移送檢察官，檢察官如認為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調查未完備，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1命其補足調查；另警察如要發動搜索或扣押，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之1第2項及第133條之2第2項，亦須報請檢察官許可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就前述條文觀之，警察調查犯罪及發動強制處分，均須受檢察官監督甚至經其許可，制度如此設計，目的顯係以檢察權制衡警察權濫用或流於恣意。再者，當今警察偵查權為人詬病已久的是偏重追求績效，在恪守正當法律程序和保障人權上尚欠周妥，倘又具備不受檢察官制衡的獨立偵查權，恐將導致警察為締造打詐績效而不當偵查之爭議層出不窮。

圖片取自：（FB 蔡英文 Tsai Ing-wen）

二、引起「警察國家」的疑慮：台灣經歷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彼時當權者恣意運用警察來箝制異己，今若要擴張警察偵查權限，恐將引發民眾對於台灣淪為「警察國家」及「戒嚴復辟」的疑慮，造成社會不安。

承上，擴張警察偵查權絕非強化打詐效能良策，較為可行的方式是仿效法務部廉政署的「派駐檢察官」制度，由法務部遴選檢察官派駐各縣市政府警察局，負責迅速審閱卷證資料，並及時向法院聲請核發執行強制處分所需令狀，俾使偵查更即時、程序與人權保障更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