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夏一新

台灣今天出現的低薪世代，並不是年輕人突然改變，而是教改與技職制度長期錯位所累積出來的結果。

過去台灣的技職教育，並不風光，卻非常管用。五專接二技，高職接三專，學制簡單，卻把一件事做到位——把學生教成能立刻上工的人。不一定有漂亮的學歷，但會操作、懂流程、能維修、能帶班。正是這批技職學生，長期撐起中小企業的人力結構，也成為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卻最少被看見的基礎。

那時候的社會分工是清楚的。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研究者或高階工程師，但每個人都有一條被產業信任的專業路線。技職教育不是學術的次等版本，而是職場即戰力的來源。

這條路，是被政策一步一步拆掉的。當專科被要求升格為科技學院，再升為科技大學，接著開設碩士班、博士班，技職教育的核心邏輯就開始偏移。升格成為政績，評鑑過關就有補助，學校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教到位」，而是「撐下來」。學歷取代了技能，校名取代了內容，技職體系逐漸變成一條單向的學歷輸送帶。

與此同時，教改與課綱變化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表面上，課程變得更多元，強調素養、跨域與學習歷程；實際上，內容卻被系統性虛減。實作時數被壓縮，技術訓練被切碎，課程不再要求「做到會」，而只要求「看起來學過」。課綱逐漸模糊學術與技職的差異，假設所有學生都應該走向大學化路徑，卻忽略了技能養成所需的密度與時間。

圖片取自：（wikipedia）

這與技職教育原本的設計，已經完全不同。在多數歐美國家，高中職畢業後直接進入就業市場，本來就是常態。學生先工作、先累積經驗、先確認興趣與能力，再決定是否回到大學或技職體系進修。進修是一種成熟後的選擇，而不是延後就業的緩衝。台灣卻走了相反的路，制度假設人人都適合升學，卻沒有替不適合繼續念書的人，保留一條有尊嚴的就業通道。結果是，一整批其實不適合長時間留在校園的人，被推上學歷階梯，卻沒有真的被教成專業者。

當這些人進入就業市場時，現實立刻攤開。雇主給薪資，本來就同時看學歷與能力；兩者缺一，薪資自然被壓到最低。制度於是製造出一個結構性結果：不少技職科大畢業生，進入職場時缺乏可立即轉換為薪資的專業能力，只能從最低薪資區間起步。文憑無法成為談判籌碼，技能又無法形成不可替代性，雇主唯一能依據的，只剩勞動部公告的最低工資。

更殘酷的是，這群人往往還被告知可以「再訓練、再轉職」。但當一個人在二十多歲被長期留在校園，卻沒有累積實作密度與職場節奏，短期訓練與證照堆疊，很難彌補長期缺席的技能養成。所謂重新訓練，成了安慰語，而不是翻身路徑。

制度因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工作消耗快、累積慢，看不到未來，也不願意把人生全押進去。最低投入、最低期待，成了一種理性避險。外界將這種狀態稱為躺平，卻忽略了，這其實是制度計算後的結果。

當低薪成為常態，高房價又長期鎖住生活可能性，躺平、不婚、不生就不再是價值宣言，而是生存策略。一個世代被擠出成家與再生產的條件，人口結構的風險自然浮現。

低薪不是單一勞動問題，而是制度性後果。當年輕人長期被鎖在最低工資、最高房價的結構裡，躺平、不婚、不生就不是選擇，而是理性避險。而當這樣的狀態被治理體系長期忽視，它終將轉化為人口結構與國家安全的實質風險。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