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夏一新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總統賴清德日前宣布，台灣未來30年將培育至少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然而，在4月8日立法院質詢中，國科會主委吳誠文面對立法委員翁曉玲詢問科研經費配置時，卻未能即時給出明確說明。當長期目標已被提出，關鍵數據卻無法清楚掌握，這樣的落差，已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是否準備到位的疑問。

資料不是沒有，而是說不清楚

如果相關資料原本即屬公開資訊，問題不在於能否提供，而在於為何在關鍵時刻無法清楚說明。此次質詢關注的不只是單一年度數據，而是114與115年度的預算規劃與資源配置結構，顯示外界已開始從過去支出，轉向檢視科研體系是否具備長期規劃與整體調度的能力。當跨年度配置無法被清楚揭示時，政策自然難以被檢驗，願景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也隨之拉大。

一兆投入，基礎研究仍在邊緣

從資源結構來看，問題更加明顯。根據立法院質詢資料，2024年台灣科研總投入約1兆493億元，其中民間企業占比達86%，政府僅占14%；而在政府支出中，基礎研究僅占7.7%，其餘多流向應用科技與技術開發。這樣的配置，使科研體系長期偏向可見成果與短期產出，基礎科學所需的長期投入反而被擠壓，制度鼓勵的是快速回收，而非長時間累積。

圖片取自:（FB）

經費進入體系，卻未必到達前線

即使經費進入體系，其分配方式也會影響實際研究能量。研究補助進入大學後，往往需經多層分配，用於校務運作與整體發展，真正能進入研究前線的資源相對有限。對基礎研究而言，問題不只是經費多寡，而是資源是否穩定、是否具有可預期性，這些都直接影響研究的深度與延續。

當制度偏向短期，研究也被迫改變

在資源配置與評價機制的影響下，科研體系逐漸形成短期導向。研究計畫多以年度或數年為週期，成果評估偏重量化指標，使研究者傾向選擇低風險、可預期的課題，而長周期與高不確定性的探索型研究則逐漸被邊緣化。然而，真正具有突破意義的科學進展，往往來自長時間累積與反覆修正。當制度節奏與科研本質不相契合，再多資源投入，也難以轉化為真正的創新能力。

目標已喊出，條件仍未到位

在此情況下，即便未來預算持續增加，若資源配置結構未改變，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仍將有限。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投入多少，而在於投入方式是否能支撐長期發展。當諾貝爾獎成為政策目標，所需要的並不只是資源，而是一套能承受長期不確定性的制度。當制度仍以短期績效為主導，目標與條件之間的落差，並不會因口號而縮小。

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設定目標，而是當目標已經喊出，制度是否準備好承擔相應的調整與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