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乾隆皇帝一聲令下，清朝進入了鎖國時期。海禁政策讓清朝的對外通商僅剩廣州一口通商，廣州地區成為全球貿易的重鎮，也是中國對世界的唯一開口。當時與外國的貿易往來透過「行商」來進行，聚集在廣州地區最興盛的其中十三家洋貨商行被統稱為十三行，從此「十三行」成為對外貿易的代名詞。在全球化的海上貿易發達的十八世紀，十三行扮演了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角色，「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繁盛景況造就出了一批富敵國的十三行商人，伍秉鑑就是其中鼎鼎大名的一位。

入主十三行要先從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說起，伍國瑩繼承家業時伍家還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本商家。當時廣州的十三行崛起，伍國瑩便在十三行總商「同文行」中擔任賬房，開始接觸會計與投資、與外商往來累積實力和資產，後來創立了自己的行商「怡和行」。伍國瑩死後伍秉鑑在1801年接手掌管怡和行，在他的經營下，怡和行在五年內就從還是新創公司等級的菜鳥竄升到可以與身為業界龍頭的同文行並肩角逐的地位。

資產遍及各國 外國商人眼中的「教父」

17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縱橫全球貿易的商場，其在十三行貿易中亦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怡和行創立之初，英國東印度公司正想在中國扶植一個走私鴉片的夥伴，因此協助了怡和行的成立。伍秉鑒接手後更是備受青睞，成為了東印度公司茶葉的主要供應商，每年的交易額可高達百萬兩白銀。

習慣與外商打交道的伍秉鑒深諳國際市場上成功的要點，站在中國對外的窗口，他知道要能在世界貿易的國際商場上開拓藍海，積極的朝海外拓展新的領域是必備的眼光。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他間接得知了一位做棉花買賣的印度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伍秉鑒看準的印度市場的商機，開始與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有往來，日後就靠著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擔任怡和行在印度的代理商，成功開啟了與印度的貿易往來。

真正與伍秉鑒關係最密切的則是後來居上的美國商人。海上貿易發展的雖較歐洲列強晚，伍秉鑒卻敏銳的嗅出美國商人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讓他幾乎全心的投入對美的貿易中。他先是與鉑金斯洋行合作，讓鉑金斯洋行一舉成為美國對華貿易的重鎮，還協助了美國旗昌洋行在廣州成立。旗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約翰･穆瑞･福布斯，在來到中國時還只是一名賣茶學徒，伍秉鑒收他為義子並其成立旗昌洋行，而這位約翰就是日後鼎鼎大名的鐵路大王，他在美國的鐵路事業也受到伍秉鑒的大力支援。

有著精準的投資眼光是伍秉鑒在廣州十三行獨領風騷的勝利條件，但他身為商人的誠信與義氣才是讓他獲得外國人敬重的原因。怡和行的商譽深受外國商人信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甚至一度把怡和行當作他們在中國的銀行，在貿易季以外的時間把大量現金存放在怡和行中。記載中伍秉鑒不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但他擅於與外國商人交朋友，他們有困難時他也大方的伸出援手。他成為旗昌洋行最重要的支柱，還曾撕毀了波士頓商人欠他的鉅額債據讓他能順利回到美國。即便在商場上打好關係也許是為了利益考量，但可靠的誠信與強令人信任的擔保讓他獲得美國人「教父」的稱號。

一代富豪的殞落

伍秉鑒一手經營的怡和行穩坐十三行總商直到開放五口通商，十三行貿易沒落，他的名聲從廣州隨著貿易路線傳到世界各國。美國商人亨特曾在《廣州番鬼錄》中故算過伍餅鑒的資產，加上貨物、店舖等總共兩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換算成新台幣將近一百七十億的身價。這個可以抵過半個清朝的身價在今日看來依然是天文數字。然而，他的眼界能擴及世界，卻無法脫離身在中國被朝廷制約的束縛。十三行總商看似風光體面，在中國的貿易限制之下，伍秉鑒的手腕再圓滑，夾在朝廷與外國商人之間仍不免矛盾的處境。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曾經包庇鴉片走私的伍秉鑒大量捐獻支援戰爭，《南京條約》中三百萬的外債，伍秉鑒負擔了三分之一，這筆龐大的捐助為他換來了朝廷賜的三品官員。而在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廣州的十三行貿易逐漸衰弱，風光一代的怡和行也隨之沒落。南京條約簽訂隔年，伍秉鑒過世在他那有如大觀園般的伍氏花園裡，彷彿跟著那個時代一起殞落。墓碑上提著「臣本布衣，身繫興亡之局」，大概是他一生矛盾最貼切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