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小丞 

近期京華城因為高達840%的容積率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相關部門也隨即展開調查。但當我們將目光轉向高雄時，卻發現高雄國賓酒店的容積率竟高達1142%，遠超過京華城。這不禁讓人質疑：既然京華城的容積率問題需要查，那麼高雄國賓的容積率問題是否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和檢視？

高雄市政府在2022年放行高雄國賓酒店的建案，給出的理由是該建築「符合危老條件」。然而，這一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值得我們深思。根據資料顯示，高雄國賓酒店在2020年才剛通過公共安全檢查，當時既沒有被評定為危險建築，也沒有被標示為老舊建物，且在這段期間內，高雄並未經歷過任何重大的地震或天災，建築物結構的安全性應該沒有發生明顯變化。那麼，為何到了2022年，這棟建築突然符合了「危老」的標準，可以作為提升容積率的理由？

危老條例的原意是為了鼓勵更新老舊且危險的建築物，提升城市的居住安全和品質。這項政策本應該被用來解決真實存在的公共安全問題，而不是被濫用為提升容積率、獲取商業利益的工具。高雄國賓酒店在短短兩年間突然「變危變老」，這樣的解釋實在牽強，難以令人信服。市府的這種做法，無疑是在挑戰公共政策的正當性，也讓人對地方政府的審核標準產生懷疑。

圖片取自：（FB 登真-邱議瑩）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高雄國賓事件暴露的不僅是個別建案的審核問題，而是地方政府在民進黨長期執政下，是否可能存在系統性的問題。長期以來，民進黨在高雄的執政穩固，讓地方政治生態逐漸出現了一些弊端。當一個政黨在地方上佔據主導地位太久，往往容易滋生特權、腐敗和暗箱操作的空間。高雄國賓酒店容積率超標的現象，是否正是這種政治生態下的一個縮影？

此外，地方政府的監管和審查，是否在某些特定的利益驅動下被選擇性執行？高雄市政府對高雄國賓的審核標準是否存在過於寬鬆的情況？這些疑問，都需要得到解答。畢竟，容積率作為城市規劃中的一個重要指標，涉及到土地利用效率、城市景觀和公共安全等多重考量。過高的容積率不僅可能帶來交通擁堵、人口密度過高等城市病，更可能引發潛在的公共安全風險。作為公共政策的執行者，地方政府有責任確保每一項建案都經過嚴格、公開、公正的審查。

當我們看到像高雄國賓這樣的案例時，不禁要問：地方政府的審查是否真正遵循了這些原則？還是說，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面前，公共利益再次被邊緣化？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僅需要媒體的監督，更需要監察機構和司法部門的介入調查，以確保公共政策不被濫用，確保每一位市民的權益不被侵害。

從京華城到高雄國賓，這些高容積率的建案背後，是一個城市發展與規劃的縮影。當我們質疑這些容積率是否合理時，也是在質疑地方政府的執政透明度和公正性。長期執政的黨派，若不能自我約束和反省，很容易陷入利益糾葛，忽視公共利益。當地方政府被懷疑以「危老」為名進行利益輸送，這不僅是對政策的嘲諷，也是對市民信任的極大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