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夏一新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賴清德總統三月十四日出席「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致詞，在回顧台灣歷史時提到，荷蘭與西班牙曾將台灣作為據點，鄭成功來台後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日本殖民台灣則是為了推動「東亞共榮圈」，國民政府來台後則把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跳板。

這段談話在時間順序上大致正確，但問題並不在於排列，而在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概念被壓縮進同一敘事框架之中。當十九世紀的殖民起點被直接連結到二十世紀戰時宣傳語言時，這不只是歷史簡化，而是一種帶有方向性的敘事重組。

殖民的起點，並不來自「共榮」

清朝甲午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因此開始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提出，則是在一九四〇年前後。這是一套在戰時形成的政治與戰略構想，並透過宣傳語言正當化其對外擴張與統治秩序。

日本歷史上所提出的正式概念為「大東亞共榮圈」，而非「東亞共榮」。當「大」字被省略時，原本以日本為中心的權力結構於敘述中亦有所弱化。日本對台灣的統治起源於十九世紀帝國擴張及戰爭結果，而「共榮圈」則屬於二十世紀戰時體制下所產生的歷史現象。

將戰時宣傳語言回溯性地運用於殖民發端，不僅產生時間錯位，也導致歷史詮釋上的偏差。

「共榮」敘事，與統治經驗的落差

如果「東亞共榮」是一種歷史事實，那麼它理應在各地留下相對一致的統治經驗。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日本在統治台灣時，台灣社會曾出現多次反抗。羅福星與林少貓等人所代表的抗日行動，顯示殖民統治並非被動接受的過程。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更為明顯，賽德克族在莫那魯道領導下起義，日本最終動用大規模軍事力量鎮壓，造成慘烈結果。

類似情況並非台灣特例。朝鮮半島的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以及中國東北在滿洲國時期的抗日活動，都呈現出統治與抵抗並存的結構，而非「共榮」。

因此，將「東亞共榮圈」作為解釋殖民動機的框架時，不僅存在時間錯置的問題，也掩蓋了殖民統治過程中的衝突與壓迫。

圖片取自:（FB）

歷史被壓平，才是真正的問題

依據一〇八課綱，相關歷史背景在國小五年級社會課本中已有明確說明。台灣歷史脈絡自十七世紀荷蘭及西班牙據點治理，經鄭成功政權、清朝統治、日本殖民時期，至戰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整體發展軌跡清晰。

如果將不同時代的概念脫離原有語境後再強行串入線性、目的導向的敘事，歷史不僅被簡化，更被壓縮為單一解釋框架。在這種框架下，戰爭、殖民、抵抗與統治間的區別被模糊，形成表面連貫但實際失真的歷史敘事。

「台灣人的悲哀」的另一層意義

李登輝前總統曾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提到「台灣人的悲哀」，其原意在於指出，台灣歷史長期受到不同政權統治，社會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往往受到外在敘事影響。

當歷史不只是受到影響，而被重新組合時，其含義也隨之改變。如果戰爭宣傳語言被追溯性地用在殖民歷史的起點，不同時期的故事被融合為單一敘事，「台灣人的悲哀」可能就從消極承受，演變成積極參與其中。

歷史可以詮釋，但不能被任意改寫

歷史敘述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就不再只是修辭工具，而會影響社會大眾對過去的認知。十九世紀的殖民起點如果被二十世紀戰時宣傳語言重新定義，這已經超越單純表述，而成為帶有方向性的歷史改寫。

當這種改寫以自然的歷史敘述形式出現時，造成的不僅是內容錯置，更是一種歷史因果的混淆與重組，把戰時宣傳語言回溯性地套用於殖民起點，進而構成政治上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