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芳毓

如果票選「2015下半年最多教育人抱怨的話題」,第一名一定是「行政過量」。

教育部調查發現,訪視評鑑、會議研習、公文文書及活動競賽,是行政壓力的最大來源。

今年7月到10月,誠致教育基機會董事長方新舟、台大教授葉丙成、大直高中老師黃益中、瑞祥完全中學主任莊福泰等七位教育人士,不約而同為此撰文發聲,動輒數千則轉貼。

2.7天一評鑑 工作負擔超標

早在2006年,「行政過量」問題就曾登上全國報紙版面。十年過去,透過社交媒體層層分享、按讚,老問題竟然燒出新野火。從9月至今,宜蘭等五縣市陸續宣布不再配合評鑑規模最大的教育部「統合視導」,台北市等縣市支持縮減與緩辦,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也出面聲援。

開出拒絕視導第一槍的宜蘭縣長林聰賢直言,評鑑已淪為「形式化」與「造假化」。

行政過量引爆的效應,是行政人員士氣低落,導致「行政大逃亡」。

2006年,時任台北市景興國中校長張勳誠調查發現,民國90~94學年,國中教務、訓導、總務主任平均年資僅1.8年,相當五年換3~4人。還有96%教務主任表示,教師兼行政人員,工作負荷太大,續任意願低。

這個現象如今更嚴重。2012年,台北市曾發生某國中行政人事未定,排不出課表,開學第一天全校自習的離譜事件。今年暑假,台南市則傳出超過20個國小行政團隊喬不定,校長們到處拜託老師接主任與組長,「只差沒下跪!」

過去長達數十年,行政職大多是教師晉升的光榮之路,老師們還會在參加主任甄試前訂做西裝。誰能想像,時過境遷,為何行政成了眾人迴避的「火坑」?

火坑1 評鑑過量 學校被迫造假

9月開學前,宜蘭縣教育處長文超順統計出一串驚人的數字:宜蘭縣學校評鑑多達74項,以每年上課200天來算,教師平均每2.7天要接受一項評鑑或訪視;其中,中央部會15項、縣府15項,統合視導更占44項,超過六成。

一項評鑑,就要數十頁圖表與照片,學校得準備三個月到半年。「如果這些工作有益於孩子的學習發展,大家都願意承擔,但一點幫助都沒有,」9月中,「教師屆奧斯卡獎」Super教師獎得主、高雄市瑞祥完全中學主任莊福泰在得獎感言揭露,為填寫評鑑中多如牛毛的表格,主任與組長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

師鐸獎得主、彰化縣二水國中前學務主任楊傳峰也說,晚上孩子在寫功課,他就在一旁寫計畫。有次他在主任LINE群組留言,「11點我還在家裡寫計畫。」有人回傳,「別難過,我也在學校寫。」還有人說,「別難過,我昨天半夜2點還在寫。」

這些計畫非寫不可。因為每項計畫,都左右學校的評鑑分數及補助金額。雖然許多計畫補助金額僅有區區數千元,老師們仍抱著「多爭取一點錢,就能為學生多做一點事」的心情,熬夜苦撐。行政工作為何愈來愈多?是過去十多年逐步增加的結果。

視導逐年增加 疊床架屋

2003年起,教育部開始每年到各縣市訪視,了解教育政策落實情形,據此分配中央教育補助款,這就是所謂的統合視導。

隨著教育相關法規愈來愈多,如2004年的「兩性平等教育法」、2005年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等,視導項目也疊床架屋、不斷增生。地方縣市教育局處還會在中央審查項目外,要求學校加碼準備,更使行政人員無法負荷。無法負荷的結果就是應付,甚至造假。

彰化縣三民國小校長楊恩慈將「應付」評鑑的方法分成四類:「宣導成果照片」(一兩張A4紙上貼四到八張照片)、不必「實地訪視」的評鑑訪視資料(需計畫、因應成果照片,學習單、學生作品等佐證資料)、到校「實地訪視」的評鑑訪視資料(動輒上百個資料夾,並準備簡報、會場布置等)及上傳資料(將書面文件、影音資料上傳教育部及局處網站)。

這些乍看不難,其實繁瑣。例如本學期才開學第二週,就有閱讀、國防、交通安全、性別平等、家暴、愛滋病、毒品、友善校園等項目要宣導;今年適逢多事之秋,時事宣導爆量,又新增了狂犬病、空汙、韓國MERS、八仙塵爆、登革熱等。每一項宣導,學生都要看影片或聽簡報。

但宣導用的都是上課時間,老師非但課趕不完,還得拍照「作成果」;加上評鑑沒有考慮區域差異,一個指標全國通用,衍伸出許多荒謬現象。

一位離島校長說,交通安全宣導的項目之一是遵守交通號誌。但離島車輛稀少,連紅綠燈都沒有,為了拍照,只好商請員警指揮交通配合演出。

又比如,「環境教育」其中一個指標是「二手制服回收量」。但有些學校已改穿便服,不填,會被催繳;填了,就是造假,使老師陷入兩難。

評鑑像作文比賽 只求高分

為節省時間,有學校趁開學典禮校長致詞,輪流換背板和海報拍照存證,一下是反毒,一下是交通安全,當著學生的面造假。

拍完照,老師要再花40到100小時將資料搭配學生作品,裝進一個個資料夾,做成精美的書面訪視資料。

日前有一所新北市學校在網路上貼出評鑑的照片,只見偌大的室內體育館內,排著五列數十公尺長桌,上面依主題擺上數百個資料夾,供學者專家審查,壯觀場面彷彿年度書展。

「評鑑是一場作文比賽,」台中市忠明中學圖書館主任陳建銘直言,「不是看誰做得好,而是看誰有辦法拿高分!」

莊福泰推測,主管機關的觀念是「有拍照=有成果」,但真正將觀念落實在教學的老師,卻不會被看見。

楊恩慈質疑,「為何需做報告?問題出在不信任老師。」

雖然有些資料可上傳網路,表面上環保又省事,但由於學校設備大多不夠先進,網路經常塞車,或傳到一半顯示「上傳失敗」,行政人員就一下午被困在電腦前。

宜蘭縣光復國小教務主任朱堯麟的電腦螢幕周圍貼滿便條紙,寫著密碼、電話與聯絡人姓名。每一張都代表一個專案。

他的社會課,被日本學習共同體大師佐藤學譽為「最好的國小社會科教室」之一。「我寧可花20節做學習共同體,也不想花20節課填這些表。」他對於無法將時間花在教學設計與傳承經驗,感到洩氣。

願意接行政的老師,多少有改革的理想;如今變成每天應付公文與評鑑,自身難保。

火坑2 7000多份公文 99%是垃圾

另一個使行政觸礁的冰山,是彷彿永遠批不完的電子公文。

一位國中教務主任告訴莊福泰,過去一年所看的公文量高達5500份,平均一天看15份;完全中學的工作量加倍,莊福泰開學第一週就看了近 180份公文,平均一天36份,一年工作200天,總計要看7000多份公文,但「99%全是垃圾公文!」

這些公文,多是各政府部會的政策宣導,透過教育部層層轉發到基層;由於許多單位不看內容,先轉再說,常使收件人啼笑皆非。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校長、宜蘭縣教育處前處長吳清鏞任高中教務主任時,就曾收過「國王企鵝財產編號」公文。

當時台北市立動物園購買國王企鵝,行文到北市政府,再轉至財政部編列財產編號,財政部便發文公告全國單位。一來一往間,一頁電子公文就成了三頁。

近十幾年來民意代表氣焰高張,民粹當道,來自質詢的需求,同樣使學校疲於奔命。早上收到,下午就要資料,每週至少一次。

前陣子新舊課綱爭議,許多學校就收到「貴校用哪個版本教科書的公文」。這種公文一來,老師就得放下手邊工作;在外開會到一半,也被「奪命連環叩」緊急召回。還有國小主任收過「全校洗手台數量統計」和「先總統蔣公銅像數量」的公文,雖不知所謂何來,也只好全校走透透數清楚。

8月蘇迪勒颱風隔日,多數縣市仍風大雨大,學校卻須在下午3點前回報災損。雲林縣華南國小校長陳清圳冒險出門勘災,在臉書上貼出山區風雨交加、山路上樹木橫陳的照片,自嘲在橫越「賽道」,「學校應該設議員服務處!」楊傳峰挖苦道。

因為公家單位間缺乏統整,也導致學校得反覆提供類似的資料。台北市一所國小教務主任先收到「受損房舍統計表」;填完送出後,隔天又收到另一個單位要求統計「受損樹木統計表」;新北市一所國小先收到「總統蔣公銅像數量調查」,不久又收到另一個單位詢問「蔣介石銅像數量調查」,不勝其擾。

文超順認為,國小老師被視為公務體系中「最乖」的一群,公部門的政策執行便多推給國小。最近甚至有立委提議,要將學校認養流浪狗的數量列入校務評鑑,引發嘩然。

「我們最希望教育部做的,就是擋下其他部會的要求,」楊恩慈說。電子公文雖然快,卻也使公文發送變得浮濫,省下了紙張,卻浪費了更珍貴的人力。

「速度,沒有使我們更輕鬆,反而更忙碌,」台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民也認為學校已被電子公文「奴役」。

火坑3 電腦補救教學 本末倒置

補救教學,也是統合視導中相當重大、繁複的項目。

過去,學校可自行決定如何協助學習落後的學生;近兩年,教育部推出一體適用的電腦補救教學測驗,各校國英數成績後35%學生都須參加補救教學。

每年9月,學校先舉行前測,確定學生程度;2月與6月再實施中測與後測,了解進步狀況。等於同一個人一學期要測驗三次,全部以電腦選擇題測驗。

舉例來說,一個1000人的國中,就會有1050人次測驗;但一間電腦教室一次只能容納30人,得動員四位老師點名、排除電腦與網路問題。一次測驗,分35節課、動員140人次才測得完;加上得利用上課時間施測,原本學習落後的學生,反而得缺課去參加測驗,本末倒置。

位於雲林古坑山區的華南國小,因為經常測到一半網路斷線,申請「改善網路計畫」,卻因教育處沒有預算被駁回。

莊福泰認為,學生學習落後的原因及需要的補救方式不一,電腦選擇題難以測出程度。

他推測,這項政策可能是配合大學教授的研究,才會設計出嚴謹、卻不符教學現場需求的執行架構。在莊福泰發言抨擊後,教育部宣布,明年將減化補救教學施測方式,也可用紙筆畫卡取代電腦測驗。

又比如,為了要幫助成績後段的孩子,教育部今年推動差異化教學,要求校長與老師參加研習與會議。但是有許多老師反映,講課的都是大學教授,對國中小教學現場幫助有限,也引發「用國家資源成就個人研究成果」的質疑。這類研習一個月至少一場,正式老師去研習,學生就交給代課老師。不只加重財務負擔,也犧牲了教學。

火坑4 總務易被告 宛如走鋼索

許多人不知道,學校的修繕與採購事宜,地方教育局處並沒有統籌單位,全由學校個別處理,導致學校行政人員還要處理金額巨大、涉及建築專業的專案,如興建校舍,從採購、簽約、發包到監工,都要老師執行。

一位偏鄉國小總務主任說,上任第一年,學校為遷建買了一塊8000萬土地。他代表簽約、變更地目;興建校舍時,同樣由他發包、監工與驗收。他每週要上採購法規課程,還要請教有營建經驗的家人,校務與班務則利用放學後處理,才順利完工。事後他才得知,前兩任總務主任聽說要興建校舍,就立刻申請調校。

辛苦就算了,但行政法規專業度高,稍有不慎,就可能觸法。

2013年,新北市38位校長涉營養午餐弊案遭起訴,人數創紀錄,卻引起眾多爭議與聲援。因為許多人並非惡意侵吞公款,而是不諳法規才葬送清譽。

新北市江翠國小總務主任朱大維坦言,沒拿到標案的廠商認為程序不公,或學生跌倒受傷,家長認為是學校設備問題,就會提申訴,「做總務得常跑法院。」

「我常覺自己在走鋼索,」南投縣頭社國小校長洪旭亮也感到無奈,「不是學校專業的東西,就不該學校做。」

「行政支援教學」何時回歸?

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借用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話,評鑑已嚴重干擾教學,應全部歸零,只做必要的項目。

面對基層反彈,教育部終於在10月中回應,去年起,每年減少現有視導項目15%,兩年已合計刪減30%,甚至考慮「歸零」。明年預計將再刪30%。但基層感受卻非如此。

目前,行政減量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甚至「是變本加厲,」楊恩慈直言,明年1月即將統合視導,教育部卻尚未宣布刪減的評鑑項目,現在,各縣市教育局處依舊照去年評鑑項目蒐集資料。

「主任,我是一個不盡責的爸爸,」有次,學務主任告訴楊傳峰,他也很想回家幫自己的小孩洗澡、陪他讀書,「但事情真的做不完。所以每次面對自己的孩子,都覺得好愧疚。」楊傳峰當場淚灑教務處。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F. Hayek)曾說,「通往地獄的路都是善意鋪設而成的。」因為不了解基層與缺乏溝通,評鑑沒把關,反成拖垮行政的凶手。

主任與組長仍得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日復一日推著行政的大石上山,不知何時才能回歸「行政支援教學」的初衷。把老師還給學生吧!而非把力氣用在應付層層長官與民意代表。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1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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