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新媒體世代 | What’s Next for New Media

（新媒體世代 / 蘇怡帆、王奕程）今天最讓媒體圈震驚的新聞，莫過於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維吉尼亞州的地方電視台 WDBJ7 的記者艾里森· 帕克（Alison Parker）和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Adam Ward），在美國當地時間（26 日）早上現場直播採訪時，遭在 2013 年被解雇的前公司同事韋斯特·李·弗萊納根（Vester Lee Flanagan）槍殺身亡。而兇嫌韋斯特·李·弗萊納根，電視廣播的化名是布萊斯· 威廉斯（Bryce Williams），隨後舉槍自殺身亡。

我們從媒體人的角度，來談談對這起槍殺事件的四點數位觀察與反思。

第一、案發現場影片的使用

這起事件總共有兩個現場直擊影片，一個是來自被殺害的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在倒地前所拍攝的現場連線畫面，攝影機最後鏡頭捕捉到兇手影像。另一個則是由兇嫌韋斯特·李·弗萊納根拍攝的行凶畫面，在作案後自行上傳至社群媒體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

如何使用這些現場影像，成為許多媒體人的討論話題。資深新聞人同時也是波因特新聞學院（Poynter Institute）教師的艾爾·湯普金斯（Al Tompkins）表示：「這取決於為什麼你要使用這些影片、如何使用，以及使用多久。」

考量新聞中的畫面呈現，很重要的依據是這些影像是否有提供必要資訊給閱聽者，對於觀眾而言是否有新聞價值。如同艾爾·湯普金斯的分析，在槍殺新聞發生的「當下」，由於對新聞線索掌握不足，提供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拍攝到的兇嫌畫面，有其資訊必要性；然而，當事態發展漸趨明朗後，現場影片的新聞價值將越來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需要呈現兇嫌鏡頭，應該考慮使用截圖或靜音，來取代播放完整現場影片，避免閱聽人接觸到令他們不安的內容，像是影片中的尖叫聲與槍擊聲。

而兇嫌自行拍攝的行凶畫面的使用，則引起更多爭議。固然該影像是從兇嫌的角度出發，捕捉到現場的完整畫面，可能有其新聞性，然而這些影像類似兇手的行凶自白和「成果」展示，新聞台播出後，可能會助長兇嫌的滿足感，甚至進一步鼓勵模仿犯罪行為。

值得新聞媒體思考的是，新聞影片的呈現，是否對於觀眾理解整個新聞內容，有實質幫助？還是可能會加深閱聽者恐懼、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以及增添受害者親友的傷痛？

舉《衛報》新聞編輯室為例，他們決定在這次的新聞播報中，不上傳影片內容。根據《波因特》報導，《衛報》發言人表示「由於星期三維吉尼亞州事件流出的影片中，有著使人困擾的內容，我們決定不在網站與社群媒體上，分享這些影片。強調或是分享這些影像，對於受害者家屬太過麻木不仁，且會為觀看者帶來不安的情緒。」

在數位網路的時代，這些考量與新聞倫理的拿捏格外重要，因為網路的永久性、易搜尋性，與社群媒體的快速傳播性，將可能會加深這些資訊帶來的潛在傷害。

第二、社群媒體的影片分享與自動播放

前述提到，兇嫌在行兇後隨即在個人 Twitter 和 Facebook 頁面，上傳自行拍攝的現場行兇實錄，與他對兩名受害記者的憤怒。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Twitter 在兇嫌上傳影片的八分鐘後，隨即刪除該帳號，而 Facebook 也表示移除了兇手的個人帳號，與另外開啟的個人專頁。

其實這不是社群媒體第一次處理用戶上傳的暴力影像，先前各社群媒體，也紛紛刪除伊斯蘭國斬首影片，與相關帳號。Facebook 的社群守則中提到，禁止用戶「慶祝任何行兇行為」，而 YouTube 影片如果受到用戶檢舉違反社群規則，也會受到移除。

雖然社群媒體即時刪除原始影片，然而兇嫌上傳的行兇影像，還是快速地在社群媒體上被分享和傳遞，有些用戶甚至使用手機翻拍螢幕內容，再上傳到社群媒體。更糟糕地是，由於 Facebook 和 Twitter 皆採取自動播放（靜音）影片模式，因此閱聽人可能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直接暴露在這些畫面中。

的確這些分享影片和自動播放內容，可能令人不安，但閱聽人仍是有選擇的。每一個社群媒體的用戶，除了可以按下暫停播放鍵外，更重要的是拒絕分享這些暴力畫面，避免更多用戶面臨不必要的暴露。尤其線上用戶年齡分層並不完善，很多潛在暴露造成的傷害，可能是難以估計的。

同時，每一個閱聽者，也可以主動告知張貼這些影片的用戶「移除分享內容」，並提醒其他用戶不要觀看、不要分享。美國家庭線上安全機構政策總監，去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由用戶發聲的”拒絕分享”訊息是很強大的。這會喚起大眾對這個議題的重視，並讓用戶思考這些內容對其他人的影響。」

在線上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除了社群媒體平台應該要有更好的監督與管理機制，閱聽人也應該提高意識，試著發揮自身的影響力，阻止網路惡意資訊的流竄，降低對線上社群的潛在危害。

第三、社群媒體的新聞角色

如果仔細觀察這起新聞事件的線上報導，尤其是事件發生初期的新聞內容，將會看到非常多的「社群媒體內容引用」。最常見的引用來源是 Twitter 和 Facebook，像是受害女記者艾里森· 帕克的男朋友，同時也是該地方電視台的主播克里斯·赫斯特（Chris Hurst），事件發生後，在 Twitter 上分享了他和艾里森· 帕克的親密合照，並留言表示他的想念和悲痛，該留言和合照也隨即出現在各個新聞版面中。

其他被引用的社群媒體來源還包括 LinkedIn，像是《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即採用受害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的 Facebook 和 LinkedIn 個人頁面資訊，來描述他的學經歷。同一篇報導也透過兇嫌 LinkedIn 上的資料，講述他的工作經歷。

這也反映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拉斯· 威爾納特（Lars Willnat）和大衛· 韋弗（David H. Weaver），去年發布的「數位時代的美國記者」報告內容，研究人員訪談 1,080 名美國記者，結果發現八成的記者會透過社群媒體，來追蹤突發新聞；五成的記者會透過社群媒體，尋找額外資訊和來源；而大約兩成的記者會藉著社群媒體，來確認資訊內容。突發新聞發生時，隨時追蹤 Twitter 上相關關鍵字與帳號的動向，已然成為許多美國記者的工作流程之一。

只是當使用社群媒體上的用戶產製內容，作為新聞報導時，除了需驗證資訊真實性，盡量避免使用單方面說詞，或引用錯誤資訊的情況發生，同時需保護資料來源者的權益，像是注意資訊隱私權，與揭露資訊對相關人士可能造成的影響。

第四、網路社群支援的快速成形

這場悲劇性的槍殺事件，無疑對許多新聞工作者十分震撼。兩名記者在現場直播中被槍殺，被播出的現場畫面是由受害者拍攝，而兇手竟是同業人員，也是公司的前僱員。同時，媒體圈內出現討論聲浪，議論著新聞記者出外景時，可能會暴露在哪些潛在危險中，對新聞工作者來說，這場悲劇除了哀傷外，還帶來了情緒上的恐懼。

因此許多新聞人員，包過主播、製作人和記者等，紛紛在 Twitter 上透過「#我們和WDBJ站在同一陣線」（#WeStandWithWDBJ）的標籤串聯，除了表達對槍殺事件的哀慟，也用文字和圖片來表達對彼此的鼓勵和支持。

像是美國廣播公司（ABC）德州奧斯汀地方電視台 KVUE 的記者陳薇琪（Vicki Chen暫譯），在 Twitter 上分享「新聞團隊：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說出#我們和WDBJ站在同一陣線。在今天，對於身為新聞記者，（我）感到十分驕傲且無所畏懼。」的文字，以及他和另一攝影記者出外景的畫面。這些畫面分享和文字打氣，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可說是十分溫暖，且讓他們不安的情緒有了宣洩的出口。

當重大新聞事件發生之際，新聞媒體要思考的是，在追求「新聞即時性」與「網路流量」的同時，是否也做到嚴格審視畫面的處理、謹慎選擇文字的使用，和小心挑選分享的連結，避免為閱聽者和相關人士，帶來任何潛在的負面影響和二度傷害。

同時，不只新聞媒體，用戶也要時時提醒自己，透過線上監督、拒絕不當新聞內容，與主動發聲，一起營造讓人安心的線上社群與媒體環境。

（註）引用新聞來源：Poynter 1, 2,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Age, Wall Street Journal, & Washington Pos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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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美國電視記者槍殺案」的四點數位觀察與反思：打造更好的線上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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