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新媒體世代 | What’s Next for New Media

(新媒體世代 / 蘇怡帆、王奕程)今天最讓媒體圈震驚的新聞,莫過於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維吉尼亞州的地方電視台 WDBJ7 的記者艾里森· 帕克(Alison Parker)和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Adam Ward),在美國當地時間(26 日)早上現場直播採訪時,遭在 2013 年被解雇的前公司同事韋斯特·李·弗萊納根(Vester Lee Flanagan)槍殺身亡。而兇嫌韋斯特·李·弗萊納根,電視廣播的化名是布萊斯· 威廉斯(Bryce Williams),隨後舉槍自殺身亡。

我們從媒體人的角度,來談談對這起槍殺事件的四點數位觀察與反思。

第一、案發現場影片的使用

這起事件總共有兩個現場直擊影片,一個是來自被殺害的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在倒地前所拍攝的現場連線畫面,攝影機最後鏡頭捕捉到兇手影像。另一個則是由兇嫌韋斯特·李·弗萊納根拍攝的行凶畫面,在作案後自行上傳至社群媒體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

如何使用這些現場影像,成為許多媒體人的討論話題。資深新聞人同時也是波因特新聞學院(Poynter Institute)教師的艾爾·湯普金斯(Al Tompkins)表示:「這取決於為什麼你要使用這些影片、如何使用,以及使用多久。」

考量新聞中的畫面呈現,很重要的依據是這些影像是否有提供必要資訊給閱聽者,對於觀眾而言是否有新聞價值。如同艾爾·湯普金斯的分析,在槍殺新聞發生的「當下」,由於對新聞線索掌握不足,提供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拍攝到的兇嫌畫面,有其資訊必要性;然而,當事態發展漸趨明朗後,現場影片的新聞價值將越來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需要呈現兇嫌鏡頭,應該考慮使用截圖或靜音,來取代播放完整現場影片,避免閱聽人接觸到令他們不安的內容,像是影片中的尖叫聲與槍擊聲。

而兇嫌自行拍攝的行凶畫面的使用,則引起更多爭議。固然該影像是從兇嫌的角度出發,捕捉到現場的完整畫面,可能有其新聞性,然而這些影像類似兇手的行凶自白和「成果」展示,新聞台播出後,可能會助長兇嫌的滿足感,甚至進一步鼓勵模仿犯罪行為。

值得新聞媒體思考的是,新聞影片的呈現,是否對於觀眾理解整個新聞內容,有實質幫助?還是可能會加深閱聽者恐懼、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以及增添受害者親友的傷痛?

舉《衛報》新聞編輯室為例,他們決定在這次的新聞播報中,不上傳影片內容。根據《波因特》報導,《衛報》發言人表示「由於星期三維吉尼亞州事件流出的影片中,有著使人困擾的內容,我們決定不在網站與社群媒體上,分享這些影片。強調或是分享這些影像,對於受害者家屬太過麻木不仁,且會為觀看者帶來不安的情緒。」

在數位網路的時代,這些考量與新聞倫理的拿捏格外重要,因為網路的永久性、易搜尋性,與社群媒體的快速傳播性,將可能會加深這些資訊帶來的潛在傷害。

第二、社群媒體的影片分享與自動播放

前述提到,兇嫌在行兇後隨即在個人 Twitter 和 Facebook 頁面,上傳自行拍攝的現場行兇實錄,與他對兩名受害記者的憤怒。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Twitter 在兇嫌上傳影片的八分鐘後,隨即刪除該帳號,而 Facebook 也表示移除了兇手的個人帳號,與另外開啟的個人專頁。

其實這不是社群媒體第一次處理用戶上傳的暴力影像,先前各社群媒體,也紛紛刪除伊斯蘭國斬首影片,與相關帳號。Facebook 的社群守則中提到,禁止用戶「慶祝任何行兇行為」,而 YouTube 影片如果受到用戶檢舉違反社群規則,也會受到移除。

雖然社群媒體即時刪除原始影片,然而兇嫌上傳的行兇影像,還是快速地在社群媒體上被分享和傳遞,有些用戶甚至使用手機翻拍螢幕內容,再上傳到社群媒體。更糟糕地是,由於 Facebook 和 Twitter 皆採取自動播放(靜音)影片模式,因此閱聽人可能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直接暴露在這些畫面中。

的確這些分享影片和自動播放內容,可能令人不安,但閱聽人仍是有選擇的。每一個社群媒體的用戶,除了可以按下暫停播放鍵外,更重要的是拒絕分享這些暴力畫面,避免更多用戶面臨不必要的暴露。尤其線上用戶年齡分層並不完善,很多潛在暴露造成的傷害,可能是難以估計的。

同時,每一個閱聽者,也可以主動告知張貼這些影片的用戶「移除分享內容」,並提醒其他用戶不要觀看、不要分享。美國家庭線上安全機構政策總監,去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由用戶發聲的”拒絕分享”訊息是很強大的。這會喚起大眾對這個議題的重視,並讓用戶思考這些內容對其他人的影響。」

在線上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除了社群媒體平台應該要有更好的監督與管理機制,閱聽人也應該提高意識,試著發揮自身的影響力,阻止網路惡意資訊的流竄,降低對線上社群的潛在危害。

第三、社群媒體的新聞角色

如果仔細觀察這起新聞事件的線上報導,尤其是事件發生初期的新聞內容,將會看到非常多的「社群媒體內容引用」。最常見的引用來源是 Twitter 和 Facebook,像是受害女記者艾里森· 帕克的男朋友,同時也是該地方電視台的主播克里斯·赫斯特(Chris Hurst),事件發生後,在 Twitter 上分享了他和艾里森· 帕克的親密合照,並留言表示他的想念和悲痛,該留言和合照也隨即出現在各個新聞版面中。

其他被引用的社群媒體來源還包括 LinkedIn,像是《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即採用受害攝影記者亞當· 沃德的 Facebook 和 LinkedIn 個人頁面資訊,來描述他的學經歷。同一篇報導也透過兇嫌 LinkedIn 上的資料,講述他的工作經歷。

這也反映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拉斯· 威爾納特(Lars Willnat)和大衛· 韋弗(David H. Weaver),去年發布的「數位時代的美國記者」報告內容,研究人員訪談 1,080 名美國記者,結果發現八成的記者會透過社群媒體,來追蹤突發新聞;五成的記者會透過社群媒體,尋找額外資訊和來源;而大約兩成的記者會藉著社群媒體,來確認資訊內容。突發新聞發生時,隨時追蹤 Twitter 上相關關鍵字與帳號的動向,已然成為許多美國記者的工作流程之一。

只是當使用社群媒體上的用戶產製內容,作為新聞報導時,除了需驗證資訊真實性,盡量避免使用單方面說詞,或引用錯誤資訊的情況發生,同時需保護資料來源者的權益,像是注意資訊隱私權,與揭露資訊對相關人士可能造成的影響。

第四、網路社群支援的快速成形

這場悲劇性的槍殺事件,無疑對許多新聞工作者十分震撼。兩名記者在現場直播中被槍殺,被播出的現場畫面是由受害者拍攝,而兇手竟是同業人員,也是公司的前僱員。同時,媒體圈內出現討論聲浪,議論著新聞記者出外景時,可能會暴露在哪些潛在危險中,對新聞工作者來說,這場悲劇除了哀傷外,還帶來了情緒上的恐懼。

因此許多新聞人員,包過主播、製作人和記者等,紛紛在 Twitter 上透過「#我們和WDBJ站在同一陣線」(#WeStandWithWDBJ)的標籤串聯,除了表達對槍殺事件的哀慟,也用文字和圖片來表達對彼此的鼓勵和支持。

像是美國廣播公司(ABC)德州奧斯汀地方電視台 KVUE 的記者陳薇琪(Vicki Chen暫譯),在 Twitter 上分享「新聞團隊: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說出#我們和WDBJ站在同一陣線。在今天,對於身為新聞記者,(我)感到十分驕傲且無所畏懼。」的文字,以及他和另一攝影記者出外景的畫面。這些畫面分享和文字打氣,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可說是十分溫暖,且讓他們不安的情緒有了宣洩的出口。

當重大新聞事件發生之際,新聞媒體要思考的是,在追求「新聞即時性」與「網路流量」的同時,是否也做到嚴格審視畫面的處理、謹慎選擇文字的使用,和小心挑選分享的連結,避免為閱聽者和相關人士,帶來任何潛在的負面影響和二度傷害。

同時,不只新聞媒體,用戶也要時時提醒自己,透過線上監督、拒絕不當新聞內容,與主動發聲,一起營造讓人安心的線上社群與媒體環境。

(註)引用新聞來源:Poynter 1, 2,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Age, Wall Street Journal, & Washington Pos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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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美國電視記者槍殺案」的四點數位觀察與反思:打造更好的線上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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