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于恭學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董事長為了力爭國民黨2024統候選人提名，挾著經商有成、富可敵國的身家背景，以「台灣需要一個很棒的CEO」為起手式，訴求「把台灣當成公司來Run」，全力將自己打造為「CEO總統」的選戰策略，儼然成為郭辦的定海神針，近期也確實在各項大小造勢活動的串聯之下，成功創造了媒體聲量，也順利拉抬了民調支持。然而跳脫競選活動慷慨激昂的演說陳詞，以及現場群眾聲嘶力竭的吶喊助威，關於「企業CEO是否一定會成為一個好總統？」可能才是大多數選民必須進一步思索的課題。

打著「CEO總統」的旗號競選，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正面作用：第一、對比政壇局內人骯髒齷齪的密室政治包袱，在選舉公關上可以塑造政治局外人的改革形象；第二、利用相對清新的人設包裝，在贏者全拿的單一選制能夠有效鎖定候選人的市場區隔；第三、透過經商實績的「移情效應」，在選戰動員上得以號召經濟選民的支持。然而，選舉戰略與執政章法畢竟天差地別，CEO經營企業與總統治理國政至少有下列兩點本質性的差異，致使「CEO總統」的選舉人設難以直接轉化為當選後的執政效能。

圖片取自：（FB 郭台銘）

首先，經營企業與治理國政「追求的目的」不同。私人企業的CEO承董事會之命綜理公司營運，亦即「管理一己之事」，主要目的是追求私利，必須設法讓股東利益最大化，所以「單向的股東利益」是企業經營最重要的核心關懷與價值判準，相關決策必須以此為依歸，畢竟利潤攸關公司存亡，任何可能降低獲利的因素都應該予以排除，「利潤至上」、「獲利第一」是市場競爭的鐵律，也是企業CEO的緊箍咒。但是身負國政重擔的民選總統，執政是「管理眾人之事」，其必須衡酌「多元的公共利益」，在盡可能追求最大多數民眾的最大福祉之下，亦須兼顧處於結構弱勢的少數群體權益。因此，在上位理念的層次上，執政者必須權衡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與需求，透過民主溝通機制尋求最大程度的共識，漸進地追求公共利益的實現與確保，這與企業經營只需單向追求公司利潤與股東權益有本質上的重大區別，而這恐怕也是CEO是否能夠勝任民選總統一職，在角色、身分轉換上所面臨的最大考驗。

其次，經營企業與治理國政「受到的規範」不同。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自由競爭以追求最大的利潤，商人將本求利的行為相對受到較少限制，「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是CEO面對的日常。基於提升營利績效的目的，除了受到董事會制約，CEO幾乎獨攬經營決策大權，並且在「倖存者偏誤」的媒體輿論框架下，民眾對於成功CEO的刻板印象總是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這也是打造「CEO總統」的選戰策略亟欲傳達的政治訊息。但是在民主政治領域，採行總統制的立憲民主國家透過定期改選機制，匯集全民總意志並授予總統執政大權，總統作為一個制度化的憲政機關，對外代表國家，對內握有治理實權，為了避免行政權獨大造成弊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成為民主體制的典型。因此，相對於在市場上競爭搏殺的CEO受到較少規範約束，甚至渠等挑戰市場規則、擾動市場秩序的作為也常常被譽以「創新」的美名，相對的，民選總統面對「權力制衡的憲政結構」中層層的制約，其權力必然受到較多的規範與限制，方可維繫民主政治的衡平，而這應該也是CEO必須了解的民主政治ABC。

綜上所述，企業CEO與民選總統由於「追求的目的」與「受到的規範」不同，造成兩者在結構與制度層面受到的限制有所差異，因此雖然「CEO總統」的選戰策略極力透過經商成就的「移情效應」來催化「權威崇拜」的外溢效果，進而塑造可以無縫接軌總統大位的既定印象，就選舉公關而言是一個好選擇，但是畢竟隔行如隔山，聰明的選民除了「聽其言」，更應該「觀其行」，才能在這四年一度的集體政治抉擇中做出最睿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