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林林

最近半個月，台灣教育界最熱鬧的劇場，不在教室，不在操場，也不在畢業典禮，而在一個名字聽起來十分莊嚴、實際上讓許多老師聽了背脊發涼的制度：校事會議。這四個字很端正，像校園版的「御前會議」；只是被召進去的人，常常不是升官受賞，而是先把自己當成嫌疑人，準備接受一場教育現場的行政驚悚片。

事情的近因是，教育部在今年 1 月 12 日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與《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1月 23 日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條，行政命令交付委員會後，原則上應於 3 個月內完成審查，所以到了 5 月初，審查期限進入倒數。全教總於 5 月 5 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教文會即刻排審，並主張應做成「廢止」或「退回重訂」決議。

這件事最諷刺之處，是教育部原本大概想說：我們要及早處理不適任教師，維護學生受教權。聽起來多麼正義，簡直自帶背景音樂。可是一落到校園現場，許多老師聽到的不是「正義」，而是「準備上案」。過去老師備課、上課、改作業、陪學生、處理家長訊息，已經像教育界的八爪章魚；現在還要多長出第九隻手，專門拿來寫說明、備證據、等調查。教師若能再分裂一個自己，建議教育部可以頒發「細胞增殖獎」。

全教總批評，新修辦法不只「疊床架屋、亂上加亂」，更把原本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觀課」機制，變相轉為行政監控工具。公開觀課本來是 108 課綱下的專業成長流程，包含備課、觀課、議課，目的在於讓老師彼此交流、修正教學設計；如今若被放進解聘與調查制度的脈絡裡，教師自然會擔心：今天同儕進班觀課，明天會不會變成行政筆錄？今天討論教學策略，明天會不會成為「處理教師」的材料？

於是，教室裡出現一種新型空氣，叫做「防禦性教學」。老師不再只問「這堂課怎麼教得更好」，而是先問「這樣教會不會出事」。以前教學創新叫做活化；現在創新之前，可能得先活命。以前老師鼓勵學生討論，現在可能得想想：討論太熱烈，會不會被說班級經營不佳？以前老師糾正學生行為，是管教；現在可能先在腦中自動跑一遍行政流程：提醒一次、記錄一次、截圖一次、保命一次。教育若走到這一步，恐怕不必再談「素養導向」，可以改叫「存證導向」。

圖片取自：（ 示意圖123RF　）

更值得玩味的是，「校事會議」本應處理嚴重校園事件，保障學生權益，也維護教育品質。問題在於，如果制度門檻設計不精準，小型親師誤會、師生摩擦、班級日常衝突，都可能被一路送進程序。全教總便指出，當前教學現場仍存在濫訴現象，微小親師溝通誤會也被訴諸校事會議；若「1+3」受理認定機制設計不當，恐怕造成小案大辦、行政負擔增加。

「1+3」聽起來很像套餐，似乎點了主餐還附三樣小菜；可是在教育現場，它可能不是小菜，是三份壓力。教師被投訴後，學校要開會、行政要處理、調查要啟動、同仁要迴避、教學要繼續、學生也要照顧。結果一件原本可以透過溝通、輔導、專業支持解決的事，變成校園版「程序大長征」。行政文件愈寫愈厚，教育信任愈磨愈薄;最後看似制度很完整，其實關係已經破洞。

數據也很有意思，全教總今年 1 月 25 日曾發起「0125 廢惡法、救教育」行動，號召全台逾千名教師集結教育部前抗議。這不是三五個老師茶餘飯後抱怨，而是千人上街，把教師現場的不安具體搬到教育部門口。 5 月 5日，全教總再次召開記者會，正好發生在相關行政命令審查期限倒數階段，時間點敏感，火藥味自然更濃。
真正荒謬的地方在於教育最需要的是信任：學生信任老師，老師信任學校，家長信任專業，行政信任現場。可是校事會議若變成一種隨時可啟動的行政機器，校園就會從「學習共同體」慢慢變成「風險共同體」。老師站上講台，不像點亮燈火，反倒像走上證人席。粉筆還沒拿穩，心裡已經默念：今日教學，請各路神明與監視器共同見證。

更反諷的是政府一方面高喊教育創新、適性揚才、素養學習；另一方面，若制度讓老師不敢冒險、不敢嘗試、不敢管教，教育創新便會變成簡報上的美麗煙火。台上放得很燦爛，台下老師只想確認自己有沒有穿防彈背心。孩子需要的不是一間被程序嚇到失聲的教室，而是一位敢教、能教、願意教，也受到制度合理保護的老師。

校事會議當然不能一廢了之後就假裝校園沒有問題。不適任教師必須處理，學生權益必須保障，嚴重案件也不能姑息。問題是，制度若沒有比例原則、專業判斷、分流機制與救濟設計，正義就可能變成一支過大的槌子，看見什麼都想敲。教育部若真要救教育，不能只把法律條文磨得發亮，還要看看教室裡的人是否已經被照得太刺眼。

好教育不該讓老師把最多精力花在自保！當老師忙著教書，學生才有機會好好長大；當老師忙著證明自己不是壞人，教育就先病了一半。校事會議最該被檢討的，不是它有沒有漂亮的制度名稱，而是它究竟讓校園更安全，還是讓教室更沉默。這道題若答錯，受傷的不只教師，還有坐在教室裡、等著被真正教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