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小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日修正「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風險管理機制指引」，傳出民眾若遺失 SIM 卡，須先至派出所報案，取得遺失證明後才能補卡，引發社會譁然。在野黨批評此舉擾民、轉嫁成本，民進黨立委則回應，SIM 卡與銀行帳戶都是詐騙與個資外洩的重要管道，防詐本就需要增加程序，也需要民眾體諒與配合。

問題是：這樣的「防詐新招」，真的有用嗎？

不可否認，SIM 卡確實涉及身分驗證、金融帳戶與通訊安全，強化管理並非毫無道理。但制度設計不能只看「風險存在」，更要問「方法是否精準」。要求民眾遺失 SIM 卡就必須報案，表面上看似嚴謹，實際上卻是把行政風險轉嫁給一般人、基層員警與門市人員，用繁瑣程序掩飾政策的無能。

試想一個再日常不過的場景：手機遺失、故障，急需補卡聯絡客戶、處理公務、接送小孩，卻得先跑派出所排隊報案、再到電信門市補卡。這樣的制度，對於上班族、自營業者、外送員、基層勞工而言，不是「小小不便」，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成本與工作風險。更別說，警政系統是否有餘裕承擔大量「非刑案性質」的報案需求，本身就是一個大問號。

圖片取自:(示意圖123rf)

防詐不能只是「多一道程序」，而應該是「對準問題源頭」。但諷刺的是，政府在最關鍵的地方，反而長期選擇視而不見。

近年來，詐騙的主要管道是什麼？不是補發 SIM 卡的普通民眾，而是鋪天蓋地的社群平台廣告：臉書上的假投資、假名人，LINE 上的投資群組、老師帶單，才是真正讓詐騙規模化、工業化的溫床。這些廣告公開投放、長期存在，卻幾乎沒有看到政府拿出同樣的決心與力道去處理。

原因恐怕也不難理解。面對跨國科技巨頭，政府監管顯得畏首畏尾；但面對一般民眾，卻可以一紙行政指引就要求全面配合。打不動大平台，卻先動小老百姓，這樣的防詐邏輯，說穿了就是行政便利主義。

若這套制度真的有效，理應能提出數據與風險評估，說明報案補卡能實質降低多少詐騙案件。但目前看到的，只有「為了防詐所以要多做一步」的口號，卻缺乏成本效益分析。沒有效果評估的政策，只會變成形式上的「有做事」，而不是「把事做好」。

防詐是全民共識，但前提是方法要對、責任要清楚、成本不能只由人民承擔。當政府無法對大型平台強力監管，卻選擇用繁瑣程序證明自己「很努力」，最終只會讓民眾對打詐政策更加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