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邱泰達

近年來，詐騙案件在臺灣不斷翻新手法，侵害對象從長者、投資人到青少年無一倖免，對社會信任造成了嚴重衝擊。然而，與其危害性相對照的，卻是司法體系在量刑上的寬鬆與無力。詐騙犯罪的刑期普遍偏低，未能對應犯罪的實質危險性與規模化趨勢，使得「高報酬、低風險」的犯案邏輯持續存在，已成為法治體系的一大破口。根據法務部統計，自2017年至2021年間，詐欺罪有罪確定人數接近七萬人，其中判處六個月以下刑期者竟高達43%，而被判三年以上者僅占不到1%，僅有355人。如此懸殊的比例，反映出目前的量刑實務仍停留在過往個人犯罪的認知，未能因應當前詐騙犯罪集團化、科技化、跨境化的現實樣貌。

今日的詐欺手法早已不再是傳統的電話騙術。虛擬貨幣、假投資平台、AI生成的假新聞與偽造身分資料，甚至冒用政府機關名義者屢見不鮮。犯罪集團運用演算法精準鎖定弱勢族群，透過複雜的分工與洗錢網絡轉移不法所得，已非單一加害、單一被害可描述的行為模式，而是一種高度組織化且具社會侵蝕性的科技犯罪。

圖片取自:(示意圖123rf)

然而，我國《刑法》第339條對於一般詐欺罪，仍僅訂定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多可易科罰金，導致法院實務上經常以數月徒刑處理，幾無實質嚇阻效果。至於《刑法》第339條之四所規範之加重詐欺罪，儘管針對特定情形如集團犯案、利用網路、冒用公務機關等，訂有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刑度，但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犯罪模式與受害規模時，仍顯得過於寬鬆。在此情況下，提出修法、提高法定刑度，已成為社會共識。目前已有多位立法委員提出修法草案，主張將一般詐欺罪的刑度上調至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加重詐欺罪則處七年以上、最重可至無期徒刑。這樣的改革，並非出於單純懲罰的報復心理，而是在回應社會對正義的基本期待，更是針對科技型、跨國型詐騙犯罪所需之實質對策。

當前的司法問題不在於法條全無規範，而在於其實質威嚇力不足。面對快速進化的詐欺技術，司法體系的量刑邏輯與實務判決也必須與時俱進。是時候檢討是否應透過修正《刑法》第339條與其加重條文，強化刑責密度，並同步檢討《刑事訴訟法》中對於詐欺犯罪的取證、追訴、與跨境合作等規定，才能真正打擊犯罪根源。此外，除了修法提高刑期，更應強化法務部與司法院之間對於量刑標準的協調與研修。過去詐騙案在司法實務中的量刑基準過於保守，應重新檢視其對於犯罪行為所造成社會損害的評價機制。司法不應僅依據加害人的個人條件來判刑，更應將整體社會利益與受害人處境納入考量。

詐騙已不僅是刑事問題，它動搖的是國家的制度信賴與人民最基本的安全感。法務部與司法院若仍以「既有架構足以因應」作為回應，無異於縱容犯罪結構的持續擴張。在社會大眾呼籲司法改革之際，政府若不能以具體修法與制度調整回應，將是對正義與公義的失職。司法不僅要能定罪，更要有力地傳達國家對犯罪零容忍的態度。我們呼籲，面對詐欺犯罪加重處罰的法案，朝野政黨應超越立場分歧，全力支持，讓法律真正成為民眾安心的保障，而非犯罪者計算風險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