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騎鯨人  

政府談「2030雙語政策」時，常用一種很動人的語氣：學好英語，台灣就能走向世界。行政院與教育部的文件也清楚列出分年分階段推動、培育雙語標竿學校與各種資源投入。問題在於，語言政策不是口號工程，它會直接搶走課表、師資與注意力；而這三樣東西，台灣教育現場剛好都不富裕。

政府也知道「雙語國家」四個字容易引發疑慮，後來更名為「2030雙語政策」，並強調會與國家語言（本土語）並進。但「並進」不是兩邊都喊、兩邊都忙就算。時間是零和的，

一週課表就那幾節，老師也只有那幾個。當政策同時加碼英語，又要求各階段推動本土語文課程，最常發生的不是雙贏，而是雙方都變成打卡。

以反面者立場看，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把目標說得很大，把配套做得很薄」。雙語政策文件談到製播大量英語學習節目、延攬外籍人才、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等。這些措施不是沒用，但如果沒有同步處理城鄉差距與師資供給，最後很可能只強化本來就有資源的地方：都會學校更雙語，偏鄉學校更辛苦。

圖片取自：（ 示意圖123RF　）

而本土語文這一邊，政府同樣面臨「師資從哪來」的硬問題。立法院的審查資料指出，取得本土語認證的現職教師比例不高，平均到每校可授課的教師數偏少，恐難滿足課程需求，偏遠與小校媒合更困難。教育部雖訂有國中小開設本土語文課程的調查與開課注意事項，但規範能要求學校填表，卻變不出老師。最常見的「解法」是遠距、共聘、跨校，聽起來很科技，其實是把語言最需要的互動與沉浸，壓縮成最低成本的配送。

課程端更殘酷：公聽會意見回應表裡就有人直指「每週只有一小時」如何承載龐雜的本土語文教學內容，研修小組卻多以「可結合彈性課程」回應。但彈性課程往往已被英語活動、競賽訓練或各式計畫塞滿；在雙語政策壓力下，本土語很容易被擠到邊角，形成「政策口頭並重、現場實際排擠」的矛盾。當政府一邊要孩子用英語「上課像外國人」，一邊要他們守住母語「像祖先」，最後最像的往往只剩趕進度的疲態。

更值得質疑的是政策的衡量方式。雙語政策到底要培養「能用英語報告的學生」，還是「敢開口、能工作溝通的公民」？如果指標只剩下校園雙語標示、簡報裡的KPI、或幾堂英語授課展示課，那雙語會變成裝潢，本土語會變成節數，兩者都與文化與能力無關。

政府用同一套「計畫型治理」同時處理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生命。務實的路應該是，把英語目標收斂到可落地的情境能力（口語互動、閱讀資訊、職場溝通），把資源優先投向弱勢與偏鄉；同時對本土語採「師資先行」的策略，先把認證、培訓、授課誘因與跨校支援做厚，再談普及。否則最後只會出現一種台灣式奇景：英文很好看、本土語很好聽，但孩子兩種都只會「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