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少青
關於長城，我有一個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學時候，大概是初一初二的樣子，參加一個學校團委組織的知識競賽，有必答搶答的那種。有一道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什麼”，我脫口而出“長城”。錯，正確答案是“國旗國徽和國歌。當然，我所在的隊伍也因此失敗。
可見，在中國人的文化中，長城是一個多麼滲入骨髓的概念。
我家離長城並不遠，不過幾十公里。所以，我對長城的認識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後來讀大學的時候，參與組織第一屆全國大學生文藝匯演，也專門帶著我所負責的廣東代表團去了八達嶺。“不到長城非好漢”嘛，那些南方來的同學們見到長城、登上長城時的喜形於色，我依然歷歷在目。
這就是長城，因其太過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只橫貫中國的地理版圖，也蜿蜒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
2013年的某一天，我接到紀錄電影《長城》總製片人胡老師的電話，邀請我加入這個攝製組。我突然意識到，長城之於我，是可以發生一個超越普通人的親密關係了，心中不免竊喜。
我的竊喜來自兩方面的私心，一是可以和一幫紀錄片大牛共事，參與一個大牛作品的創作；二是可以離長城更近，可以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這道穿越歷史的高牆。
兩年來，我一步步印證著自己的初衷。我看到了一個創作上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團隊，劇本的反復推敲、史實的反復求證、鏡頭的精心設計、拍攝的緊張有序。我也看到了一個敢於吃苦、苦中求樂的團隊，為了一個期待中的鏡頭，他們可以在山上苦等數日；為了拍到期待中的雪景，他們可以在春節假期迅速集結，頂風冒雪投入拍攝；很多拍攝地人跡罕至，他們風餐露宿、不辭勞苦。
《長城》攝製組還有一點讓我欽佩與感動，那就是他們對文物的尊重與對環境的保護。所有的拍攝，他們都以確保文物不受傷害為第一原則。同時，攝製組每到一處都會備好垃圾袋，拍攝完成，所有的工作耗材、生活垃圾，一定要清理乾淨隨車帶走。“帶走的只有影像，留下的絕無垃圾”。長城，是每個人心中的圖騰；《長城》也是每個攝製組成員心中的圖騰。
《長城》包括一部記錄電影《長城記》和一套電視紀錄片《長城傳》，創作的道路是艱辛的，也充滿著樂趣與成就感。感謝這個團隊，可以讓我和你們一起成長。因了長城，大家走到了一起；因了你們，《長城》一定是影視作品裡的又一座“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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