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瑪利

為了籌備《遠見》創刊30週年系列報導，近幾個月我與採訪團隊陸續走訪日本、矽谷與波士頓。

上一期我寫了〈歡迎來到奇點（Singularity）時代〉一文，指出近幾年來各種新創科技如物聯網、大數據、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等持續加速，終有一天將徹底改變人類的工作與生活，而這一天已經近了。日本第二富豪、軟體銀行集團董事長孫正義甚至覺得，這一天將在兩年後的2018年發生。

但從最近全球重大事件發展，我發現這樣的巨變恐怕都沒被政治人物關注。當政治人物還是用傳統選票思惟來治理國家時，恐怕已違反了人類發展的大勢所趨。

這個大勢所趨是，此刻雖然全球不景氣，不代表全球財富創造就下降了。當《遠見》在波士頓專訪《第二次機器時代》作者、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艾瑞克．布林憂夫森（Eric Brynjolfsson）時，那天早上，他才剛讀到一份資料，說明美國此刻是有紀錄以來創造最多財富的時刻，但同時，美國人中位數薪資，卻停留在1990年代，甚至還可能下降。

他的研究發現，工業革命後，只要人類財富有增加，多數人均能雨露均霑。但過去20年卻已經沒有這樣的規則，而是財富往少數人集中。造成這樣分配不均的主因，絕對不能簡化為少數政治人物或資本家的貪婪，而是擁有科技與知識能量的人，比以往加速主宰世界的發展，成為贏家，而有一大半人沒有趕上潮流，就成為輸家。

也因為許多人並未分到經濟成長的好處，導致目前全球興起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浪潮。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會黑馬竄出，或英國脫歐公投獲勝，都是靠著至少有一大半被甩在經濟成長後頭的人的怒吼。

解決分配不均，不能訴諸民粹

回頭看台灣政局，為了得到沒享受到經濟利益人的選票，過去20年來，每選舉一次，照顧農民、勞工、弱勢、青年等社會福利支出就上升一次，目前已占台灣財政支出1∕3以上，大大排擠重大建設。結果餅沒有擴大，大家只想著怎麼分配。

近幾年來勞資對立，也是在這樣背景下發生的。而企業家是少數，一般民眾是多數，會影響政策的，當然是擁有選票的多數人。難怪郭台銘在6月22日鴻海股東會上有很多牢騷，包括「自己雖然是重要納稅人，但又能如何？現在選舉人比納稅人重要」。

雖然「沒有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是多數國家的普世價值，但解決分配不均之道如果只是訴諸選票民粹，卻讓有機會創造大餅的企業與個人發展受挫，恐怕絕非對症下藥。

英國脫歐通過後，不少倫敦年輕人嘶吼，「老人偷走我們的未來」，許多財經專家也解讀，這雖是弱勢者反撲，但讓英國經濟變得更差，受害最重的，可能也會是這群投票贊成脫歐的人。

負責的政治人物應該了解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並提出正確解方，而非一味討好選票，輸掉我們的未來。《遠見》訪問這麼多專家，大家提出的解決之道，不外乎儘快改變教育體制，普及電腦教學，讓科技成為最重要的通識教育、鼓勵創業等。本期越洋報導矽谷，那裡沒有不景氣，年輕人起薪12萬美元，它的發展影響全世界，才是我們要關注的。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7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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