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夏一新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4月初，運動部政務次長鄭世忠請辭，引起社會關注。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洋在立法院答詢時坦承，自己是透過媒體才知道這個消息。這個細節，使原本單純的人事異動，迅速轉為對制度運作的質疑。焦點不再只是人事變動，而是決策流程本身：當部會首長無法第一時間掌握副手動向，這個職位是否真正位於決策核心，自然成為外界關注的問題。

直接授權的任命，留下制度落差

回溯運動部成立初期，賴清德與卓榮泰多次公開表示，任命李洋主要考量其奧運金牌經歷與社會形象，並以「再難也難不過奪得奧運金牌」回應質疑。這種任命邏輯，是以競技場上的成就作為進入行政體系的正當性來源，屬於自上而下的直接授權，而非體系內逐步歷練的結果。當象徵意義優先於制度設計時，落差也隨之出現。

任用模式改變，風險本來就存在

台灣體育行政體系長期以來，從體委會到教育部體育署，多由具備行政或學術背景者出任主管。從戴遐齡到鄭世忠，皆是在體系內累積經驗後進入決策核心。相比之下，李洋在30歲即擔任運動部首任部長，直接由競技場進入最高決策層，代表的是一種用人邏輯的轉變。當原本依賴經驗累積的機制，被快速的人才流動取代時，風險本身就已經存在。

角色與權力重新分配，磨合難以避免

在這樣的安排下，體系內部的角色關係勢必重組。鄭世忠由體育署長轉任政務次長，從決策位置轉為執行與協調角色；李洋則從運動員直接進入行政領導層。權力與角色在短時間內重新配置，出現磨合並不意外。與其說是個人之間的問題，不如說是制度尚未為這種轉換提供足夠的過渡空間。

圖片取自：（示意圖 wikipedia　）

制度落差開始具體浮現

這樣的落差，很快在實務運作中被看見。2026年台灣國際田徑公開賽一度因經費不到位宣布停辦，影響選手積分與國際交流，之後才由運動部協助爭取復辦。從停辦到補救的過程，顯示制度銜接仍未成熟。

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亦出現類似情況。彰化縣長王惠美爭取運動中心經費未果，使制度限制在現場具體呈現。當預算程序尚未明確，部會難以回應地方需求，行政行為也容易被不同角度解讀。

這些爭議背後，與中央總預算尚未完成法定程序有關。當行政與立法之間對預算動支存在認知差異，部會的操作空間自然受限，政策推動也難以即時回應。

當制度無法承接，壓力就會落到個人

爭議擴大後，各方訊息交錯。體壇方面，謝淑薇表示願意協助補救賽事，直言「政治很複雜，但初衷很簡單」，反映當制度無法有效運作時，責任最終仍由個人承擔。另一方面，蕭美琴對李洋表達肯定，則是對任命正當性的政治背書。在支持與質疑並存的情況下，問題已不只是人選，而是制度本身承受壓力。

問題不是人選，而是制度如何接住這種人選

象徵性任命本身並非問題，但若缺乏過渡設計，風險就會被放大。李洋目前面對的困境，正是制度選擇的延伸結果。當行政經驗不再是進入決策核心的必要條件時，制度是否有能力承接這種改變，才是真正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