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超過兩年的超思進口蛋弊案，終於在檢方起訴書落槌。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最終被起訴的，竟然只是吳諭非、秦語喬母女，以及畜產會的一名專員。至於在整起政策推動、決策拍板過程中，真正握有權力、能左右政策走向的農業部高層官員，前主委陳吉仲、前主委林聰賢，甚至一干民進黨政府高官，則全數「簽結」處理，安然脫身。

檢方為執政高層築起一道厚厚的防火牆，已經不是法律專業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選擇。試問，一個金額高達六千多萬的不法利益，真能靠區區基層承辦與小包商「隻手遮天」嗎？沒有高層拍板、沒有綠色人脈護航，這些錢如何輕易進出口袋？如今高層全身而退，基層背黑鍋，這樣的劇本，只能讓社會看清司法早已淪為政黨的附庸。

更諷刺的是，同樣的檢察官，面對京華城案時，卻能用盡法律武器，把柯文哲推上風口浪尖。當年一句「柯交給都委會審查」也能被認定須負連帶責任，但輪到超思案，卻能把高官責任化整為零，以一句「分工不同」輕輕帶過。這種雙重標準，已經不是笑話，而是對司法正義的踐踏。

圖片取自：（FB 陳吉仲）

司法的不公不只在選擇性起訴，更在檢方的荒謬量刑上赤裸裸展現。超思案涉及金額高達 6085萬元，檢方卻僅求刑兩年；另一頭，民間案件僅涉466元，也同樣求刑兩年。當年口口聲聲強調「一塊錢也是錢」的綠營，如今對數千萬的貪瀆卻閉口無言，這樣的沉默，證明了標榜的「清廉」，只是騙取選票的政治標籤。

今日的結局，是台灣司法淪為護航政權的工具。超思案不是單純的蛋品爭議，而是一面照妖鏡，照出台灣司法的黑暗：當權者手握「黨證」，就能成為免死金牌；而普羅百姓，哪怕是一張收據、一個小錯，卻要面臨嚴刑重罰。

司法若繼續為權力服務，那麼最大的受害者，永遠是那些被當盤子的納稅人。人民繳稅養出一個不公不義的體制，卻換來司法成為政客的護身符，這才是真正的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