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以涵 Photo Credit: Sarah Joy (CC BY-SA 2.0)

從2009年參與「若水」擔任實習生、2010年進入美國獨立顧問公司服務社會企業、再到2012年與夥伴們創辦了「社企流」這個平台至今，我在社會企業領域的學習已經將近7年的時間。

而政府將2014年訂為「台灣社企元年」，近兩年投入許多資源、大力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也讓我常開玩笑說，自己彷彿見證到這個產業在台灣的起飛階段，「創立社會企業」成為許多人的職涯選項，像社企流這類「服務社會企業」、原先有點冷門的中介組織，也在政策挹注下多了不少。

這幾個月來，我外出演講、開會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便是，「覺得新政府上任後會如何看待、發展社會企業」。這次《報導者》請我從社會企業工作者的角度，提供新政府就職百日內的施政建議，我想是個很好的整理跟呼應，因此提出淺見如下：

在思維上，鑑古知今、不被KPI綁架；在行動上，與私部門各有擅長、分頭進擊。
首先，建議新政府先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經驗。

這幾個月來社會企業界最常討論的便是：目前執政者非常重視社企，新政府上任後是否會全盤推翻前朝政績？

可見大家或多或少皆擔心，政策會因為政黨輪替而中斷、轉彎或歸零。社會企業並非單一產業，近兩三年來，以各社會企業欲解決之社會議題、或註冊立案的型態來稍微分類，便已橫跨經濟部、勞動部、衛福部、教育部、內政部、農委會等部會，因而許多公部門及相關法人組織，皆對國內外社會企業發展進行了通盤研究、制定相關政策。

建議新政府上任後，可先充分了解前任政府在處理社會企業議題上的經驗與學習，包括設定目標、採取策略、達成效益、箇中優劣等，民間也有許多彙整社會企業創業者草根智慧的著作，如《社企力》、《讓改變成真──台灣社會創新關鍵報告》、《我們，創愛的業》、《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等可供參考，之後再就新政府在投入支持社會企業上的目標（是促進兼容經濟發展？還是降低失業問題？）與架構（由經濟部掌管？由勞動部主事？）進行討論，如此的政策規劃會更完善，而非從零開始。

其次，建議新政府拋開以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為導向的思維。

無論國內外，我所認識負責社會企業發展的政府部門代表，都是非常認真做事的前輩們，但礙於政府採購及預算制度的僵化，必須要在較短時間內看到施政成果，以及將施政成果與容易量化的數字連結，導致立意良善的社會企業發展政策，在標案等層層委外後，第一線執行上變成為了追逐KPI而目標錯置的現象，我就聽聞有部會要求第一年要辦100場社會企業推廣活動、第二年要辦200場等，十分可惜。

透過政府資源而辦了幾場活動、輔導了幾家社會企業等產出固然重要，但公部門更應該從中長程角度出發，去思考這些政策的效益，究竟提升了多少社會大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與參與程度？提升了多少社會企業創業者的存活率？這些需要投入長時間觀察與分析的效益，更是民間組織較無資源去做的。
第三，建議新政府專注於「只有政府能做的事」，與民間組織們各有擅長，分頭進擊，打造公私部門協力的社會經濟支持環境。

換言之，先盤點民間目前在服務／支持社會企業的各種中介組織，例如教育推廣（如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社群交流（如亞太B型企業協會）、資金挹注（如活水社企投資開發）、能力建置（如社企流的育成計畫）等，民間組織已經在做的事，政府就無須重複；期望做到的事，政府與民間可協調分工；無法做到的事，就是「只有政府能做的事」──如政策法規調適、閒置資產活化等。

舉例而言，英國是公認在社會企業領域發展較成熟的國家，約7萬家社會企業，雇用了將近100萬名員工、生產總值也在英國年度GDP中佔1.5%。英國在2008年通過《靜止帳戶資金投入社會建設法》（The Dormant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s Act），將國內銀行存款戶中，屬於靜止帳戶的閒置資金，集結為「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提供社會企業投資、貸款等財務支持；英國也於2012年通過《社會價值法》（Social Value Act），規定政府機構在選擇採購對象時，須將採購對象所創造的社會、環境價值列入考量，期望以公共服務優先採購，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更有像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這樣的概念，被英國、美國政府所採用，由政府與民間金融機構合作，以改善某個社會問題作為標的，發行債券，向個人或組織進行募資，並成立相關機構改善該社會問題。經過一段履約時間後，若該社會問題的改善程度已達原先目標，則由政府支付經費給發行債券的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給付本金與利息給出資者，若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則政府將不必給付任何費用給投資者。

2010年，英國司法部與社會金融公司合作發行一檔社會效益債券，從17位社會投資者募得500萬英鎊（相當於台幣2億4千萬元），要在2014年時，將劍橋某地區受刑者的再犯率降低7.5%；2012年紐約市政府與高盛發行960萬美金的社會效益債券，期望於4年內降低紐約市青少年重複入獄率10%，這些都是社會效益債券的先行範例。

既然社會企業是新趨勢，政府在政策推動上也可以有新思維，無論是活化靜止戶資金、優先採購公共服務、或是設計社會效益債券，如何透過各種政策法規工具的再設計，來激發社會創新的能量，是我期望新政府能夠投入更多時間去促成的。
只要多一些引導，我相信台灣公務員能被激發出的創新思維，不輸其他國家。例如為何不舉辦邀請各部會公務員參與的黑客松，討論歐美亞各國的社會創新政策在台灣推動的可行性？

俗話說十年磨一劍，每個領域的專業都需要累積，因此雖然已經與社會企業認識7年了，我還是常常覺得自己有學不完的新知與能力，希望能藉此篇文章開啟更多思考與討論。

常聽人說，台灣的社會企業正處於萌芽階段，我想也是在這個階段，可塑性、靈活性是最高的，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如何建構一個開放、參與的服務體系，並與民間先行有年的教育、管理、投資等社企支持網絡相互合作，讓台灣得以展現多元靈活的社會企業型態、擁有益發健全的社會經濟範疇，是我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實務工作者，對新政府最大的期許。

全文轉載自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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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請見：給新政府：推動社會企業應擺脫KPI思維，做好「只有政府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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