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李芳遠
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現一種現象：不少人貼出畢業紀念冊照片，直接點名當年的導師，指控曾遭羞辱、差別待遇或霸凌。貼文迅速擴散，留言區情緒高漲，有人附和、有人肉搜，甚至出現民意代表留言表示願意「幫忙處理」。這些發言背後，多半不是惡意，而是多年未被承接的委屈終於找到出口。但當個人敘事變成公開指控，事情就不再只是情緒，而會進入法律與制度的領域。
從法律角度看，只要公開姓名、照片與任教資訊，使特定教師可以被辨識，再加上負面指控，就可能涉及妨害名譽。很多人誤以為「我說的是真的」就不會違法，但法律要求的不只是主觀相信，而是客觀可證明。尤其多年以前的校園互動往往沒有影像或正式紀錄，證據難以提出，舉證責任便會落在發文者身上。即使最後刑事責任未成立，只要對方因此受到工作影響或精神損害，民事賠償仍可能成立。
此外，畢冊照片與姓名屬於可識別個資。將這些資訊與負面指控結合散布，也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網路貼文看似只是發洩情緒，但在法律上更像向整個社會發布一份指控書，一旦公開，就必須承擔相對應的責任。
那麼，如果老師當年確實讓人受傷，為何仍不建議公審？關鍵在於「真實」與「可被證明」並不相同。多年過去，記憶可能模糊、證據可能消失、旁證可能各說各話。結果往往是受害者得不到法律上的認定，被指控者也難以證明清白，社會則只剩情緒判決。網路群眾沒有證據法則，也沒有比例原則，最終留下的常不是療癒，而是新的傷害。
如果網路公審老師成為一種流行，最後受傷最大的，將是教學現場本身。師生之間原本就脆弱的信任關係會更加薄弱，教師為避免風險而傾向自我保護，逐漸採取更消極的管教方式：少介入衝突、少要求、少承擔。表面上減少了爭議，實際上卻也減少了關心與引導。當教育只剩下最低限度的責任，而沒有願意靠近學生的勇氣時，輸掉的將不只是某一位老師或某一位學生，而是整個國家教育的崩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