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林林

最近校園手機管理又成了熱議題。奇怪的是，這題在台灣並不新。教育部早在 2019 年就訂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白紙黑字寫著：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外，其餘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同時又規定，各校須邀集教師、家長、學生代表討論申請程序、使用時間與管理方式，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也就是說，中央把原則講完，後面的難題，請各校自己接。

這種設計，看似民主，實則很像把一把掃帚交給學校，然後告訴大家：教育部已經開始打掃了。因為所謂「應以關機為原則」，講得很大聲；至於怎麼執行、誰來保管、違規怎麼處理、師生衝突怎麼收場，卻主要落在學校自行訂定。連國教署後續補充的精神，也還是同一路數：學生若把手機用於與學習無關活動，學校可以必要管理，但管理時間以不超過當日為限。換句話說，可以管，但別管太久；可以收，但別收得太硬。政策的每一句都顯得溫良恭儉讓，現場的每一天卻仍是導師、學務處與家長群組自行肉搏。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外界開始質疑這套制度到底有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教育部在 2025 年又提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草案，強調修正重點是「明確化、彈性化、分階段管理」，並要求學校建立違規處理程序、申訴救濟機制與彈性調整機制。聽起來十分進步，像是終於有人要面對教室裡那塊永遠發亮的小螢幕。

圖片取自：（ 示意圖123RF　）

問題在於，教育部自己也說得很清楚：那份草案當時仍在「預告」程序中，尚非定案，目的在廣納意見。直到我目前查到的公開資訊，2026 年 1 月地方教育單位與學校公告，仍是在提醒依既有《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落實辦理；換言之，至少在公開可見的實務層面，現場主要依靠的，還是那套「中央提原則、地方自處理」的老框架。

這就形成一種相當有台灣特色的教育治理風景：社會希望有一致而明確的規範，教育部給的是原則、草案、座談會與持續蒐集意見；家長希望孩子少分心，學校得到的是開會權；老師希望課堂不要淪為短影音背景板，得到的卻常是「請依民主程序討論」；學生最厲害，因為他們早就知道，真正穩定的不是規範，而是通知欄。

手機當然不是萬惡之源。問題也從來不是「學生有沒有手機」，而是當分心已經成為學習現場的常態干擾時，教育部究竟是在管理手機，還是在管理大家對管理的期待？如果中央只負責把句子寫得很周全，把責任分得很均勻，把程序鋪得很漂亮，最後最辛苦的仍是第一線教師，最模糊的仍是執行尺度，最熟練的仍是學生把手機藏在抽屜下緣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