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蔡威 

前政務委員張景森以支持鞭刑是種「病態集體心理」引發輿論抨擊，面對治安事件頻傳，各種重大虐兒、酒駕毒駕以及故意殺人等層出不窮，掀起廣大民怨要求嚴刑峻法的可能性，加上死刑名存實亡亦無法恫嚇犯罪，才會提出透過鞭刑嚇阻社會暴戾之氣。如今，支持鞭刑民意卻遭貼上「病態」標籤，也讓外界質疑是在討論政策，還是檢討民意？

公共政策並非探討人民「為何支持鞭刑」，而是人民對於現行制度失去信心，如果犯罪被害人的保護不足、累犯制度再到治安焦慮持續存在，社會就會出現要求提高刑責。這是制度信任問題，而非心理疾病因素。支持鞭刑並不代表崇尚暴力，而是反映人民對犯罪成本過低質疑，當重大暴力事件、隨機傷害事件以及毒駕酒駕肇事頻傳，民眾自然期待政府提出更有效率的犯罪防制措施。若直接將不同意見病理化，恐無助於降低犯罪率。

鞭刑本身一直都是國際刑罰制度中的懲處手段，而非只有台灣社會才有相關主張，新加坡至今仍然依法保留司法鞭刑制度，針對性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入境以及特定暴力犯罪等案件，持續成為國際評比治安相對良好的國家之一。事實上，針對人權上的不同觀點，是否採用鞭刑可以討論，但若指控支持鞭刑者都是「病態心理」，甚至暗示整個社會具有變態傾向，恐怕缺乏公共論述的理性觀點。

圖片取自：（示意圖wikipedia　）

從刑事政策角度觀察，各國對犯罪防制都有不同制度規劃，有的國家重視教化，有些強調嚇阻，也有兼容並蓄。台灣是否引進鞭刑，可以從人權保障、刑罰效果及憲政制度等層面充分討論，而不該將持不同立場者先貼上負面標籤，預設只有單一觀點才是「正常」。

當討論焦點從犯罪防治轉向批判人民心態時，是否模糊了真正需要解決的治安問題？犯罪造成的是受害者的生命、財產及安全損害，張景森應該優先檢視犯罪預防是否有效、刑罰制度的嚇阻力道，以及司法能否重建人民信任，而不是急於對人民的情緒妄下診斷。

台灣是否公投鞭刑可以討論，但是民主社會最不該出現的，是把不同政策立場直接貼上病態心理。真正需要檢討的是，如何有效降低犯罪、提升公共安全，而非否定人民對治安的集體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