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林仁斌

2026年巴黎第二屆核能峰會確實傳遞了一項台灣不能忽視的訊息：包括中國、巴西、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加入後，支持2050年前全球核能容量至少增加至2020年三倍的國家已達38國。這確實代表核能正在重新成為全球能源政策的重要選項。但這個訊息不能被簡化成「全球已全面返核」，更不能從「核能重新成為選項」，直接跳到「台灣應立即押注SMR(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巴黎真正值得台灣學習的，或許不是答案，而是如何重新定義問題。

「核能復興」不等於「SMR已經商業成熟」。SMR具有模組化、小型化，以及部分設計採取被動安全等特點，也可能成為未來低碳電力與工業熱能的選項。然而，國際評估對其商業化仍設有多重條件，除了技術與成本，還包括法規、場址、融資、供應鏈、燃料以及社會參與等問題。這代表SMR仍是一個正在驗證中的未來。能源政策最容易犯的錯，就是把「可能成功」提前寫成「一定成功」。

圖片取自:（經濟部產業技術司）

如果台灣要認真討論SMR，問題就不應只有「反應爐安不安全」。誰負責監管？誰提供場址？核能機組的成本由誰承擔？燃料從何而來？地方如何參與？核廢料、除役與事故責任又由誰負擔？這些問題提醒台灣，一座核反應爐能否長期運轉，從來不只是工程問題。SMR可以把反應爐做小，卻不能把治理責任一起縮小。

AI與資料中心確實正在推升全球用電需求，但「AI需要大量、穩定、低碳的電力」，並不等於「AI需要核電」。科技產業真正需要的是可靠的低碳電力服務，而不是某一種特定能源。如果把它直接等同於核電，其實就已經替能源政策預先做了一次選擇。

值得注意的，其實是「時間差」。AI的用電需求今天就在增加，半導體擴廠也正在發生；SMR卻仍須經歷設計驗證、法規審查、場址選定、融資、施工與商轉等程序。兩者之間存在的，不只是工程時間，更是治理時間。因此，如果有人說SMR兩、三年就能完成，真正應追問的不是這個數字好不好聽，而是這個時間從哪裡開始計算。能源政策不能只計算看得見的工期，卻把看不見的治理時間排除。

儘管如此，台灣仍應研究技術、培養人才、參與國際合作，並提前準備可能需要的法規與監管能力。但研究與押注是兩回事，準備與承諾也是兩回事。所謂「選項治理」，就是在技術、成本與需求仍存在不確定性時，保留多元選項，卻不預先宣告哪一種能源必然成功。

因此，核能可以研究，SMR可以布局，再生能源必須持續發展，儲能與電網建設也不能停下。真正具有韌性的能源系統，不是任何一種能源都不能失敗，而是即使某一種能源沒有按照預期發展，整個國家仍能正常運作。

巴黎核能峰會真正告訴台灣的，不只是「核能回來了」這句話，而是一個更嚴肅的治理命題：當核能重新成為可能選項，我們有沒有能力不急著把選項變成答案？如果做不到，台灣真正缺少的，可能從來不是哪種能源，而是面對不確定性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