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宣布以「打詐」與「資安風險」為由，對小紅書祭出一年期的網路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措施。此舉一出，輿論譁然。政府強調這與兩岸無關，是單純的防詐與資安管理。然而，當台灣民眾一邊被要求「翻牆」才能使用小紅書，另一邊卻每天在 Facebook、LINE、Instagram、YouTube 上看到大量詐騙廣告、假投資平台與盜用名人口播詐騙影片，卻不見政府祭出任何接近「封鎖」等級的處置時，民眾不免要問，若真以「打詐」為名，為何不敢對西方平台、韓日平台採取同樣標準？

政府列出小紅書的涉詐案件數、資安檢測十五項不合格、無法配合司法調閱資料等理由，聽起來頭頭是道。但若以「涉詐程度」做衡量，Facebook詐騙廣告已是國際級公害，甚至被美國、歐盟、澳洲政府大力施壓；LINE 的假投資社群、假客服詐騙更是台灣多年來的第一名。根據警方歷年統計，超過七成以上的詐騙，都與FB廣告、LINE社群或簡訊整合而成的話術有關。若論造成台灣人民財損最深的平台，小紅書根本不是前段班。

圖片取自：（wikipedia 中華民國內政部）

小紅書來自中國，而中國因素在台灣始終具高度政治敏感性。政府面對陸資平台一向採取高標準、高警戒，甚至傾向「寧可錯殺」。反觀美、日、韓的平台，儘管其資安風險、詐騙廣告量、個資蒐集規模完全不輸小紅書，卻從未遭遇相同力道的封鎖。這種選擇性的執法，說是出於國安考量，民眾尚能理解；但若包裝成「單純打詐」，就難免讓人感受到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打詐沒有錯，但打詐不該成為政治化的工具，更不該只對特定來源的平台特別嚴苛。若政府真的要徹底打詐，就應該一視同仁，對所有平台採取一致標準，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日本。詐騙沒有國界，政府的標準也不該有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