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怡靜
好萊塢女星安海瑟威在銀幕上扮相萬千,在現實生活的角色之一則是孩子的母親。她以聯合國親善大使身分,指出現行職場產假、育嬰假政策,不僅是加深女性刻板印象,更侷限男性的選擇機會。
11年前,她是《穿著Prada的惡魔》裡,吃苦耐勞的小秘書;兩年前的《高年級實習生》裡,她升級當惡魔,扮演認真打拚,家庭、事業兩頭燒的時尚網站女老闆。
一年前懷孕生子後,好萊塢甜心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的人生角色也日益精彩多元。
今年國際婦女節,她穿著一襲亮麗大紅洋裝,以聯合國親善大使的身分,站上紐約總部講台發表演說,為女性也為男性發聲。
「當媽以後,產假政策對我有了不同的意義,」她從親身體驗出發,呼籲全球政府、企業和機構,調整現有的產假制度,給予兩性平等的有薪產假和育嬰假,「創造一個女性和男性都不會因為想當父母,而受到經濟懲罰的世界。」
以下是演說的重點整理:
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了演員生涯。當年,只要母親沒空開車帶我去曼哈頓參加試鏡,我就從新澤西州的郊區,坐火車去找父親。他會暫時放下律師事務所的工作,過來接我去試鏡。我們相約在紐約賓州車站上層月台的到站與離站看板下碰面,再一起搭地鐵。
從地鐵走上來的時候,父親會問我,「北方在哪裡?」起初,我常常搞不清楚,後來因為試鏡機會增加,父親每次都問我「北方在哪裡?」慢慢地,我愈來愈清楚,如何找到北方。
昨天搭機來紐約時,這段記憶再度浮現我心中。讓我感觸良深的,不僅是從那以後,我的人生轉變有多大,還有當年那個小教誨,現在想起來多麼有意義。父親在我小時候,幫我培養了方向感,如今,我很信賴自己行走於空間的能力──因為父親,讓我建立了面對這個世界的自信。
去年3月,我第一次當媽媽。抱著才1週大的兒子,是種難以形容的體驗,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優先順序開始改變。就像許多父母親一樣,我感到困惑,不曉得要如何在熱愛的工作與當媽的新角色之間,找到平衡。
然後,我想起了美國的產假政策。目前,美國女性享有12週的法定無薪產假,而美國男性沒有任何陪產假或育嬰假。
當我剛生完1週,還不太能走路;當我正要開始接納一個完全依賴我和我先生的小人兒;當我有許多事情必須靠我先生支援;當我們兩人必須重新學習對於家庭、關係的定義時,這樣的產假政策,對我有了不同的意義。
跟美國每個家長一樣,我和先生都應該在3個月之內「恢復正常」,而且這期間沒有收入。我開始思考,「如果懷孕的後果,是家裡多出一個人要養,而大部份的美國人都得靠薪水度日,那麼,12個星期的無薪假在經濟上可行嗎?」
真相是,對許多人來說根本不可行。每4個美國女性,就有1人在分娩後2週就回去工作,因為她們負擔不起更多沒有收入的休假。而且,即使是那些有足夠經濟能力休完12週產假的女性,通常也不會這麼做,因為這會帶來所謂的「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母親的角色,常讓她們被認為較無法專注在工作上,晉升和其他的發展機會也因此受影響。
以我家為例,當年我的母親不得不在她的職業和3個孩子之間,做出選擇,而她選擇成為一個沒有薪水又不受重視的家庭主婦,因為我家的狀況無法支持她兩者兼顧。父親帶我去紐約試鏡的記憶非常特別,也是因為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常常要工作,所以我們幾個小孩跟他在一起的時間總是有限。
鼓勵男性扮演照顧者
帶薪育嬰假的議題,讓我看到了一體兩面:一是女性在追求充分平等和賦權的路上,依舊阻礙重重;另方面,我們也需要重新定義、甚至「去污名化」男性照顧者的角色。換句話說,為了解放女性,我們也需要解放男性。
婦女應該待在家裡照顧家人的假設,是一種頑固而真實的刻板印象,不僅歧視女性,也限制了男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參與,這種限制會對他們和孩子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明知如此,為什麼還要繼續低估父親的角色,並且加重母親的負擔呢?
實施帶薪育嬰假的意義,不在於休假,而是給予員工自由,去定義他們的角色、選擇如何運用時間,並在行為上建立新的正循環。許多提供帶薪育嬰假的企業都說,他們因此改善了員工留住率,減少了曠職和培訓成本,還提高了生產力和士氣。
事實上,瑞典的一項研究顯示,父親如果請育嬰假,每休1個月,母親的未來收入就可增加6.7%,等於全家多出了6.7%的經濟自由。
在聯合國婦女署的支持下,我要向全球的國家、企業和機構提出行動呼籲,請你們成為帶薪育嬰假的擁護者。讓我們以身作則,創造一個女性和男性都不會因為想當父母,而受到經濟懲罰的世界。…(完整報導,請見《天下雜誌》第61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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