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文:Zera

關說是一個文化，關說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以致於沒有人脈關係者的權益會因此被犧牲掉，提到關說大家都痛恨，但是沒有例外的是，每個人遇到麻煩的事情都會立刻想辦法找到任何可能的管道來喬事情進行關說。台灣人不只愛關說，還缺乏法治觀念，看到別人關說就化身是正義的使者指責關說的行為，真的是矯情的餓鬼假小吏。

台灣的喬家大院就是立法院，還有各縣市議會。每個中央和地方的民意代表辦公室都有建檔，詳列所有為民服務的記錄，這些戰果幾乎包山包海：有人事關說、有喬病床、爭取健保給付、爭取勞保給付、幫忙爭取政府補助經費、協助銀行貸款、為特定團體或產業修改法令、協調勞資糾紛…這些統稱之為選民服務，很多民代的選民服務成績單每一年動輒上千，以此數量推估，千百位民代的選民服務量，少說也有數十萬甚至百萬的天文數字，這其中很多是《遊說法》要規範的。但是諷刺的是民國97年台灣為了規範漫無節制的關說，訂了《遊說法》，這是指-「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的形成、制訂、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的人表達意見的行為。」每個民代的辦公室經常見到很多團體、產業工會、公司等川流不息的拜會陳情，到如今10年以來，去登記的人數只有寥寥無幾，老實說這個法真的可以廢掉算了，大家無視法令存在，照樣進行關說。

《遊說法》頒布之初各界還寄以厚望，認為台灣終於提出進步的陽光法案，讓很多在檯面下進行的關說可以攤在陽光下，10年過去了，陽光還是照不到黑暗的角落。101年林益世爆發貪瀆案，大家也注意到當時的總統府、行政院都沒有任何遊說登記的紀錄。102年柯建銘拜託王金平向法務部長和高檢署檢察長關說柯建銘的司法案件，後來引起馬王政爭以及國民黨的內鬥。後續的司法效應就是最近的馬英九被以洩密案起訴。當馬英九幽幽地說出關說的人沒事，處理關說的人有事，法律的公平正義在哪裡？對照的是柯建銘說這是司法的正義，真的讓人莞爾，正義的定義被柯建銘重寫了。因為這個案子大家這才注意到台灣沒有任何刑事的法律來處罰規範這樣的關說，只有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的自律規範，以致於柯建銘和王金平兩位長年在立法院朝野協商喬事情的密友迄今毫髮無傷，依然位居要津。

105年行政院通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包括任用、聘用、約僱、臨時人員的進用、勞動派遣、升遷、調動考績等，喬人事也包含在公務員的迴避範圍。公職人員與關係人的定義擴及政府機關秘書長、機要、政府出資公民營事業財團法人高層、立委與議員的助理都在內。但是大家都知道，台灣的選舉文化綿密讓民意代表為了選票考量，為了固樁，幫民眾爭取最大利益變成民代的天職，所以選民服務葷素不忌，因為這樣可以累積大量的人脈，民代與選民之間的服務已經是一個牢不可拔的系統性生態鏈。柯建銘與王金平是立法院高層，司法關說掀開內幕，讓大家發現原來檢調系統也無力敵擋，民眾看到高層赤裸裸的關說文化，摧毀了司法的信任感，神聖不可侵犯的司法到頭來不過是替政治服務的工具，上行下效，還扯談什麼司法獨立呢？高層的人連司法都可以關說，民眾的麻煩事情有什麼道理不能關說？關說文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樣的積習、積弊不改，司法改革只是表象皮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