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蔡孟峰

執政黨政策會執行長王義川,日前在電視政論節目上,公開說出可以透過手機定位,比對出近日來一連串的街頭抗爭運動參與者的年齡層次,此話一出令社會大眾譁然,難道執政黨已經對人民採取追蹤定位的監控措施了嗎?這和過去情治單位對有犯罪之虞者「惡意追蹤」如出一轍。

現代人幾乎是人手一機,只是門號分屬不同的電信公司,各家電信設置的「蜂巢」、也就是手機行動通信基地台也有數量和位置的不同,在同一場街頭抗爭運動的期間,也必定會湧入使用不同電信公司門號的群眾,要能夠統整所有電信公司的數據,也只有政府部門做得到。

雖然科技發展快速,現代手機功能也能夠進行定位追蹤及反追蹤,但在早期情治單位偵辦案件過程時,對手機或所有通信工具進行監聽,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手段,而在通信監察法當中稱之為「惡意追蹤」,即使都是公開的秘密,但是包括警察在內的情治單位,偵破案件時都不希望記者將這種手段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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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wikipedia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目前通訊監察法聲請監聽票和早期有所不同,早期是由情治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案件,檢察機關審批後發出監聽票,再持監聽票向電信公司實施掛線監聽,如非急迫性案件,每隔一段時間情治機關再去拿回監聽帶進行譯文,在偵查不公開的保密原則之下,被監聽追蹤的對象必定渾然不知。

時至今日,手機也出現一些追蹤軟體,其實就是隱藏在手機內的間諜木馬程式,能夠暗中監控對象而不被察覺,但是這類軟體本身的爭議相當大,都被斥為有違隱私及人權。而執政黨多年前曾經批評大陸在街頭及公共場合設置「天網工程」是對人民的監控,人民的隱私權幾乎蕩然無存。

如果執政黨的要員能夠在節目上揭露這種手機定位比對的數據,無異也曝露出執政黨早已對人民採取監控已久,而且無須任何合法程序就可以要求各家電信公司配合,國家機器豈不已經等於被公器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