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瑪利

是的。我就是感覺這四個字,孤魂野鬼。

今年12月初,我與《遠見》副主編高宜凡、資深攝影賴永祥前往巴黎採訪聯合國氣候高峰會。我們明明是媒體,但沒有費工夫上網申請採訪證,而是在會前好幾個月,就開始跟民間組織「靠行」,希望「張羅」到NGO入場證。

是的,要用「張羅」來形容。因為今年想參加的人很多,一證難求。必須這麼卑躬屈膝的採訪,我心中一直很悲憤!

為何不申請採訪證?因為申請也沒用。2009年,聯合國第15屆氣候高峰會在哥本哈根舉行,我按照大會規定的申請手續,一關又一關順利在網路上,使用中華民國護照與《遠見》名義,成功登記到三張採訪證。但當一行人抵達,按照規定把許可證印出來,到指定地點辦理採訪證時,誰想到櫃台人員不認帳,冷冷地說:「你的護照不行」。

我一直跟對方理論,不斷秀出我的許可認證,但他根本不理會,當場我很想學台灣奧客,一怒二鬧三咆哮,外加「叫你們經理出來」。但有效嗎?那裡是各國元首即將抵達的地方,戒備森嚴,如果用台灣方法,大概要在警察局待幾天吧!

當大批媒體在哥本哈根議場內採訪時,我們只能守在外面當孤魂野鬼,當時我悲憤莫名,早知這樣就不會啟程前往。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位台灣教授,可用NGO名義進入大會,他幫電視台把小型錄影機帶進去,拍一些畫面交差,令人啼笑皆非。

我無從了解,到底台灣從什麼時候被氣候高峰會剝奪採訪權?我明明也參加過1997年在京都舉辦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那一次我用中華民國記者身分申請,取得跟全球媒體一樣的採訪資格。為什麼後來就不行?

為地球,別剝奪台灣參與權

巴黎這一次,儘管我們用NGO名義進入大會,但也別高興太早,因為那是NGO證,不能採訪。許多重要活動只有持記者證的人才能進去。

有一天《遠見》攝影帶專業相機進入某會議廳拍照,一開始門口警衛沒有太多盤查,但當進去的人愈來愈多,警衛就來了,發現他不是拿媒體證卻用專業相機拍照,就凶悍粗魯地把他趕出來,好像他是賊一樣。想到這件事情至今我都很生氣!

在會場內,每次看到可以容納全球3000名記者的偌大記者工作區,就會感到無限惆悵,明明都是記者,但裡面沒有一席位子給台灣媒體。

台灣的官員感受應該更深吧。這一次,台灣由環保署長領軍,經建、環境等單位都派員出席,但別的國家都是一個個談判代表隊,不管人口5萬的小島國、還是13億的中國大陸,排排坐在195國席次上。但是台灣官員只能在外面收集資料、參加周邊活動。在我看來,同樣像孤魂野鬼。

台灣是世界第17大經濟體、前20大碳排國、人口跟五個北歐國加起來差不多,為什麼被排除?國人都知道,這是中國大陸的打壓。多麼期盼,至少為了地球未來,台灣能不被剝奪參與權。

本期〈巴黎協定 關你什麼事〉專題,就是在這麼委屈的採訪情形下,把會議怎麼開、世界新遊戲規則、台灣企業與人民該如何因應的重點帶回。無論如何,巴黎峰會已揭示人類進入新的發展紀元,你不能不知道。這也是我們為什麼願意委屈自己,也要去採訪的理由。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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