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世界微光 圖/當年石榮英和泰北山上的孩子們

「剛來的時候,真的沒想到,最常遇到的事就是幫人接生。」

1985年,石榮英離開台灣,抵達泰北偏鄉,準備在山上長駐。上山之後,她才發現,當時人們都會用沒消毒的竹片為剛出生的嬰兒割臍帶,常常導致嬰兒感染而死亡,有時一天會有六、七個孩子去世,用草蓆裹一裹就下葬。而在這座住著阿卡族、拉胡族、栗粟族、佤族⋯⋯等少數民族的山上,還有其他原因會帶走這些初生的生命。

「某天早上,突然有阿卡族人急急跑來,說有人要生了,我跟著他們趕到茅草屋,捱了四、五小時,孩子順利出世,但胎盤一直沒有出來。我心想不對勁,摸了孕婦肚子,覺得很硬,忍不住問:『是不是還有一個?』沒想到,圍在旁邊的人群突然都往外逃。」

這時,石榮英才想到,阿卡族認為雙胞胎是惡靈投生的,會給村子帶來厄運,只要雙胞胎一出生,就會立即被炭火燙死或活埋,並將雙胞胎的父母趕出村子,將這家人的房子放火燒掉,才算潔淨。「當下情勢緊急,卻突然只剩我一個人,我只好一邊禱告,一邊安慰產婦,硬著頭皮為第二個孩子接生。後來,這家人被族人趕出村莊,我帶她們搬到佤族的村莊,才安定下來。」

身為宣教士的石榮英,為了學習接生,曾回台在婦產科見習,「一開始,醫生讓我先看著人家接生幾個月,後來就慢慢讓我練習。他說,因為我在泰北山上沒有儀器,如果孩子腳先出來,就得拿剪刀把孩子夾死在裡面,我說:『醫生,我是去救人,不是去殺人的。』他說:『你不把他夾死,媽媽就會死的。』那一刻我突然很後悔學接生,還問他:『我可不可以假裝不會?』最後,我要離開時,他還是給我兩把夾子一個剪刀,說:『你可以去了!』」

幸運地,石榮英回到泰北後,從沒有遇到接生不順的狀況。她在山上待了三年,見當地夥伴漸漸可以自立,便轉到泰中服務,直接與泰國人接觸,也關懷當地台商,甚至每個月到監獄探訪非法居留的毒販、移工,31年來如一日。

她認為,自己之所以能持續這些工作,和她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我一歲時就被送到育幼院,待了12年。育幼院的創辦人奶奶很愛我們,而且從不偏心,她的愛影響我很深。在裡面,我養成行俠仗義的個性,常常和欺負弱小的人打架,或是幫太晚吃飯的院童留飯菜。」直到踏出育幼院大門,她的世界才完全不同。

「當時的社會笑貧不笑娼,不只學校的小朋友常取笑我們沒有爸媽,連老師也很排斥我們。有時候,一個班上會有好幾個孤兒院的孩子,老師一聽到又是育幼院童,就說:『我們這裡已經夠多了,你到別班。』我氣得一邊罵老師,一邊拉著其他院童離開。」

因著社會對弱勢的排擠與逼迫,讓石榮英漸漸產生對社會的憎恨和反彈,小學時期非常孤僻、幾乎不說話,直到接受基督信仰,接納自己的家庭,她才慢慢發現自己除了不滿現況、同理弱勢,更可以付出愛的行動。

大學畢業後,她考上神學院,每年寒暑假都去泰北服務,之後決定長駐泰國,沒想到,抵達泰北才一週,就接到父親的病危通知。「如果沒有育幼院那12年的經歷,如果沒有上帝的愛,我大概真的很難在泰國待這麼久,因為宣教士就是要這樣面對許多孤獨、無助的時候。」

近年來,由於在台灣的泰籍勞工人數大幅增加,石榮英每次暫時回台,幾乎都沒時間休息,而是四處探訪。「台灣有七、八萬名泰籍勞工,其中九成來自泰國最窮困的東北部。這是台灣的機會,讓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就能學習跨文化和培養國際觀。所謂的『國際觀』,絕對不只是認識英國、美國或日本等國家,它指的是我們如何以正確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種族和階層,認識他們的整體脈絡,以同理心和他們互動,並關心這些人的需要。」

或許,我們沒有生長於弱勢環境,但我們仍能練習去看見社會上的需要;或許,我們無法在異鄉長駐數十年,但我們仍可以關懷在這片土地上的異鄉人。

在社會普遍提倡「國際觀」的今天,我們是否願意從身邊開始試試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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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台灣 × 泰國:孤兒院12年,讓她奉獻泰國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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